职业革命家列宁（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置之死地而后生！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新创造。如果说列宁是在和平时期政治专制条件下创造了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有效方法，那么，毛泽东就是创造了在革命战争条件下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方法。也可以说，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聚拢群众，列宁通过笔杆子聚拢群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是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列宁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是政治总罢工与城市武装起义）。但是，没有主义领导的武装极可能成为打家劫舍的土匪，有主义而没有武装的后果刚刚已经发生。秋收起义落败的毛泽东，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面对由起初的5000名战斗人员锐减为七八百名半武装的工农兵群众，鼓动他们暂时“占山为王”。旧军队的人不愿屈尊上山“当土匪”而选择了投奔有建制的军队，对革命失望的人愿领取路费自寻出路，最后剩下的人跟随毛委员上了山（来自安源煤矿的工人的阶级觉悟在此时有了充分表现），最终做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冲上井冈山，以党的绝对领导保障革命的领导权，以武装割据保障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条件就此形成。就像列宁的《火星报》成为俄国革命的火种一样。

由此可见，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大，还是中共的一大，它们之所以永垂史册，不是因为它具体做出了哪些伟大成就，而是在于它展示了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2、成长中的烦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涌入革命队伍引起的自发性

富有经验并且立场坚定的老革命被清洗后，客观上就为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正如今天欧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左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公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书刊熏陶下成长起来并投入运动的“青年派”扫清了地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也首次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并在党内占据了优势。列宁把它称之为“经济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拒绝政治斗争而主张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声称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反对自觉性而崇尚自发性，宁愿做落后工人的尾巴给工人一些小恩小惠获取救世主的快感，热衷建立一些合法的罢工基金会、各种小组和工会团体（称之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传播来自西欧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革命中心德国的经验是不可抗拒的，舶来品是不可置疑的）等等。此时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党的组织，而是更像今天所谓的毛派共产党人。这恰如当前中国随着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造反派（以下简称三老）的陆续离世，革命队伍便出现了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说的“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三老”的方向性错误在于，热衷于揭露批判修正主义，严重忽视组织建设；政策性错误在于，主观上以讲团结为由，客观上迁就各种错误思想的泛滥。此处不再多议，以后另辟文章分析）。

注释：“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党代会各地成员几乎被清洗后，出现的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因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能经常在经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杂志上发表言论，公开或半公开出版书籍，故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猛烈抨击民粹主义，赞扬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及其取代封建主义的进步性（与今日中国某些体制内左派痛斥文革造反派，或明或暗主张“补课论”异曲同工）。但他们总是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变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把西欧资本主义奉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典范，颂扬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号召向这个已在西欧取代了封建贵族的阶级学习（隔山打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颂扬“新时代”）。

一般来说，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天然的盟友，这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这样的。当资产阶级上升的时候，他们从中寻求自己的前途，甚至渴望成为有产阶级的一员；当着资产阶级出现危机，堵塞了他们上升空间的时候，他们会借用无产者的力量来威胁有产阶级。历史向来如此，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门客儒生）总是有条件左右逢源的。由于被捕等原因致使职业革命者人数奇少，地下工作又极大地限制着同群众的广泛接触，而小资产阶级不仅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革命者与无产阶级相联系的不可或缺的纽带。由此，那些热衷于接触工人群众的知识分子，必然成为了职业革命家与工农联系的必不可少的中介。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进步小资产阶级不是同志但却是朋友，而且相当程度上是职业革命者的源泉，排斥拒绝或者姑息迁就都不是正确的办法。

面对混乱的局面，列宁讲道：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

所谓自觉性就是有组织性，自发性就是无组织性，在小资产阶级身上就是任性。自觉性与自发性在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归根结底是个领导权问题，是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无论思想运动还是政治运动，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手中，由他们来主持思想运动和群众运动，就会表现出左右摇摆，忽冷忽热；忽而热情万丈，忽而垂头丧气；忽而左倾冒进，忽而右倾逃跑。就会出现列宁所说的“混乱、瓦解和动摇”局面，严重的后果就是将群众运动带入低潮。因为，对改良主义者而言，一旦遇到阶级矛盾激化，激愤的群众就会走到前头，他们就会被群众抛在后面。此时，激进的革命浪潮如果没有职业革命家领导，面对统治阶级的专业组织，革命群众运动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那么，运动陷入低潮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并不一般地反对合法斗争。在不具备革命条件的情况下，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合法斗争是普遍存在的，它也是广泛接触和组织群众的日常形式。问题的要害在于，“经济主义”把一切工作全部局限于经济斗争范围内，认为只有在满足日常需要的斗争中，才能把工人组织和团结起来，才能使工人跟着自己走。借口条件不成熟不具备，把政治斗争的任务无限推延下去，最后必然走向工联主义的歧途，必然把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当成自己的座右铭。而在实际上，单纯进行经济斗争而不经过政治斗争训练的工人是觉悟不起来的。

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来证明工人的任何一种自发行动都是政治斗争。列宁批驳道：“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进行斗争，不是反对个别老板，而是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

“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流行，也同俄国当时工人的基本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1964年版《苏联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参加到运动中来的‘青年派’的观点并不只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渗入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人中才形成的。它们的形成还由于受到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群众性罢工斗争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成果的影响。尽管这些成果非常微小，但却在一部分落后工人心中引起了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大改善自己状况的种种希望。因此，反对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为时尚早，或者完全是多余的。

 

这样一些情绪在产业工人大军不断由来自农村的人所补充的情况下是尤其危险的。在1891至1900年的十年间，俄国工人人数增长了一倍。贫困把大批大批破产的农民赶入城市，他们不计较工资的多少而任人雇佣。劳动力从闭塞落后的农村源源而来，这就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使改良主义的幻想在无产积极中间易于流行。

 

同时，1899年开始的工业生产的衰退，使工厂主转而向无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在这种条件下，罢工多半带有防卫的性质。工人反对降低计件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企业内部秩序恶化。在罢工斗争中也多半提的是经济上的要求。”

列宁不能容忍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了。他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要通过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把各个分散的社会民主党团体联合成为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团结与批判相结合的办法，正确对待和处理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行坚决的领导。

3、借助全俄政治报《火星报》重新建党的计划

有人可能对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它应该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尽管党员中存在思想路线、策略方针等方面的认识差异，但在组织上应是统一的，争吵后是可以做出决议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更像今天中国被统称为的左派，派别林立，各有山头。我们可以通过1905年2月3日列宁写给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著名领袖赫尔曼·格雷利希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证：“在1903年年底以前，我们党是一些各不相干的被称为委员会的各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总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已经不存在了。警察破坏了它们，它们没有再恢复起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后遭到的毁灭性打击说明，西欧建设社会民主党的“先进经验”不适合俄国的土壤，那么，在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如何重建一个既要推翻沙皇统治，又必须避免被沙皇剿灭的政党呢？为此，列宁既研究了在存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条件下，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建设经验的同时，也研究了俄国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那种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和纪律性之上的秘密组织经验，从俄国革命传统中汲取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养分。

他说，“在我们取得政治自由以前，我们必须用革命报纸”取代一切合法手段和可能，“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

思想信仰的力量是凝聚人心的根本。报纸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他写道，这种理论“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环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认为，党报应当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应当毫不妥协地同那些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做到理论必须彻底，策略必须灵活。把革命者内部的理论批判和辩论作为报纸的日常工作，发起一次次的清除错误思想的战役，是凝结和教育革命者的有效方式，而不是整天盯着沙皇可恶的制度诅咒一番、发发怨气。列宁把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他《怎么办？》一文的题头，足见其钟爱程度——“……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在政治策略上，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政治性质，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争取政治自由是党的当前任务；与此同时，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提出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以及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要求。

在组织上，通过创办这种机关报，就能够用一个共同的事业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纲领和策略以外，这种机关报使得有可能确定建党的统一原则，确定党的活动的形式和方法。列宁认为，在党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组织本身也就在逐渐形成，在各地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广泛的团结就会形成。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写道：“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专门翻印书刊，有的专门从国外转运书刊，有的专门把书刊分送俄国各地，有的专门在各城市分送，有的专门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专门筹募经费，有的专门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专门进行联络，如此等等。”这种党的工作专业化应当有助于克服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把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结在全党的机关报周围。（此后《火星报》从外国运送到俄国，其办法甚至采用塑料布包装封存在箱底，然后沉入浅海，再由国内革命者人取走，其风险堪比贩毒。有了互联网的今天，传递信息可以说瞬间即达，但它却失去了组织的功能和意义）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报纸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出发点和主要环节，这个原则上崭新的观点推翻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前对定期刊物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列宁总结了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报纸不能只限于宣传和鼓动，它也应当成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成为实际上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和团体联合成为统一的、集中的政党的主要手段。这是列宁在建党策略上的一大发现。他要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通过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统一起来。

可见，列宁是要把这个机关报当作为建造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这座大厦的独特的脚手架。

所以，当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崩得代表以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强烈要求立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并重新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拒绝了。列宁认为，在召开二大前，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和明确共同的政治任务，这就必须，一，出版一个全党的刊物；二，必须建立一个组织，负责搞好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并向它们供应书报，来为党的二大做好准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才能获得生存的牢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