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间提出的不断革命思想，指出了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实质，是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阶段夺取政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2月开始的俄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过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革命的产物，它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设想是科学的。实现不断革命所需要的复杂条件决定了十月道路具有特殊性；不断革命所需要的动力组合决定了十月革命性质的复杂性；不断革命内在包含的革命下降发展阶段有助于我们理解内战结束后俄国革命的退却问题。

作为世界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无需赘言。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对十月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本文将尝试从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十月革命，希望对于加深十月革命的理解、进一步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有所裨益。

一、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指出了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道路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将是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的全部枢纽。“两个必然”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这种矛盾运动怎样使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论证了这种矛盾又怎样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就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内在矛盾的充分展开怎样使得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和“剥夺者被剥夺”的不可避免性，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不可避免性。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这一理论逻辑中得出下述一般结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无论是在他们早期的19世纪40年代，还是在后来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都设想过一些经济文化不太发达、资本主义大工业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1848年革命前后他们的不断革命思想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1848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在法国和德国实现不断革命。与法国相比，德国较为落后，其革命起点更低，实现不断革命所要经历的阶段更多，因此这里以德国为例对其不断革命设想略作说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策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即确认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继续，因此确立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不断革命战略，即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以《新莱茵报》为平台参与德国1848—1849年革命，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他们关于德国不断革命的具体路径的设想也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先后形成了几种不同的不断革命阶段论，包括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经“民主派掌权”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共和的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权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三种设想。[2]

自然，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资本主义主义大工业才刚刚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原理，德国社会发展的直接未来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在这样落后的德国实现不断革命何以可能呢？对此《共产党宣言》有简单的说明：德国革命的背景同英法革命有很大不同——“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了，而且德国“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3]这里一方面是指出德国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强调与历史上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德国具有更为进步的国际环境（或者说处于不同的时代条件），这使得其不断革命成为可能。这个国际环境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并不明确，其实是与他们当时的另外一个设想——世界革命设想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他们对1849年革命发展前景的展望，这一联系上这样的：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引发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设想战争摧毁旧英国使宪章派夺取，从而推进英国的社会革命，这样胜利的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将推进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包括德国的不断革命。[4]这样，通过世界革命给落后国家的不断革命提供外部支持，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理论自洽得到初步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结果。实际上他们最早几处提到的“不断革命”基本上都是用来描述法国大革命的。[5]恩格斯晚年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6]这里所说的革命进程应该主要是指法国革命所经历的上升过程，用他自己话说，就是“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即更激进的要求，革命就这样一轮一轮向前发展。[7]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这一过程则这样写道:“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也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8]。

不断革命设想就是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革命上升发展的形式相嫁接。对此恩格斯说道：“我们关于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9]法国大革命的顶点是代表无套裤汉即下层平民的雅各宾派专政，1848年革命的顶点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也就是说，他们的不断革命设想，就是通过再现类似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革命上升过程，把无产阶级的统治作为这个上升过程的最后阶段、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巩固下来。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的一段话最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设想:“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它们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伟大的变革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10]

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设想在他们生前并没有成为现实。在马克思看来，法国二月革命很快就沿着下降路线行进，“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启倒车来了” 。[11]1848年的德国情况更为悲惨，资产阶级革命都没能完成，不断革命更是无从谈起。这表明要把不断革命设想转变成现实包含着重大的困难，需要更多的条件。

二、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设想在俄国的实现

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整个俄国革命进程的发展来看，俄国革命客观上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借助俄国革命上升发展的趋势、驾驭革命发展浪潮的结果。[12]

俄国革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如果从二月革命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上台算起，掌握政权的阶级和政党几经替换。立宪民主党由于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大量矛盾，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自由问题等，不得不退出前台，为克伦斯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所取代。克伦斯基政府尝试了种种努力，试图一方面缓和各种矛盾，一方面打击更加激进的政治力量（布尔什维克）等，使革命不再上升发展，但是失败了。从这时起，俄国革命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科尔尼诺夫将军叛乱为代表的走向反动、从而使革命下降发展的趋势，另外一种是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推动革命进一步前进因而继续上升发展的趋势，结果是布尔什维克获胜，革命走向反动的危险暂时被消除。

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起义上台后，由于推动革命发展的矛盾尚未解决，也由于布尔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推动，俄国革命进一步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各个政治派别之间进一步分化。在十月革命中同布尔什维克亲密合作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后来在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习粮食垄断制度以及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等重要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产生严重分歧，逐渐从革命阵营中退出；而十月革命后尚留在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则逐步转变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甚至陷入同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产生过更为激进的派别，但是未能独立出来掌权。

俄国革命者经济政策方面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利益中心不断左移、下移的过程。布尔什维克上台后，首先是实现了其最初主张的苏维埃监督生产和分配，继而对银行辛迪加大型垄断性企业的国有化，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国有化并建立相应的国家计划和调节模式，最后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用直接的产品交换取代商业贸易和流通，甚至一度要求消灭银行和货币。

对照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图景，从二月革命起的俄国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革命过程。俄国无产阶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顺应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升发展的趋势，在十月起义中夺取了政权，顺势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新政权在完成遗留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同时，突破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使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具有的形式，即在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了以国有化位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其具体运行在革命高潮时期曾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形式）。

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上升发展过程和所具有的不断革命性质，列宁本人也有所论述。如在描述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政权更迭、政治力量更替时，列宁写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想把革命限制在有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并建立苏维埃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此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扮演过去的沙皇的角色，而小资产阶级在扮演“陛下的反对派”。[13]列宁对俄国革命前期的进程描述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大革命进程的论述何其相似！实际上，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多次进入列宁的意识之中，他常常将其与俄国革命进行对比。在1917年7月《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一文中，列宁指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的极大高涨，他分析了雅各宾主义“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的原因，认为20世纪的“雅各宾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它依靠已经具备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物质基础，将获得最后的胜利。[14]1921年在论及俄国革命有可能退回去时列宁这样写道：历次的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巩固的劳动者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假如我们战胜不了这种势力，我们便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倒退回去……”[15]在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论证、辩护时列宁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最终能够前进多远，才能决定社会主义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超出多远，才能决定能够完成哪些任务。不难看出，虽然列宁并没有使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描述俄国革命，但是他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主革命上升阶段从民主革命转变而来的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