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因此，今天中国由上等人把持的机构诸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都秉持“勿议”态度去选择遗忘，借此与庶民的胜利划清了界限。为此，我等草民就需要来认真地回顾一下了，在新华社的上等人认为李鸿章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来说说十月革命的重要性。
遗忘十月革命的各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列宁，这不是一个新形象，而是历史久远的特殊状况。1959年毛泽东鉴于赫鲁晓夫的表现，就作诗说过“举世劳民统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今入大同。”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此种特殊状况的传递链条。
一、赫鲁晓夫现象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间强调主要矛盾对事物性质的规定性，还强调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间主要方面的作用，如果用师生关系来转喻人们的思想发生过程的话，老师提出重大问题让学生不断地访问这个问题并不间断地寻求答案，则可以看作是思想史进程中间的主要方面的作用体现
在毛泽东思考革命终究会被背叛这一重大问题并不懈怠地求索答案过程中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路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作为提出思考题的权威老师，而毛泽东则是那个孜孜不懈地寻求答案的认真学生。杜勒斯期待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是那个杜勒斯所期待的变化趋势的最权威代表人，这两个人促使毛泽东不得不起而思考：
如何避免中国革命被背叛？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1959年“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首打油诗是主席的警卫员1959年12月杭州会议时给田家英看，田家英转告我的，没有广为流传，当然也没有公开发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吴冷西《十年论战》第四章第五节】
毛泽东并不把赫鲁晓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视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现象，反应的是苏联社会变革到了一定程度和阶段上肯定会出现的那个代表人物。由此，就联想到中国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演化趋势，是否会在社会状况演化的相通阶段上出现同样的代表性人物。
陈晋在毛泽东诗词里有一个发现，自从1959年10月《读报诗》写作之后：
“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都非常强大，战胜了一切外部颠覆势力，挫败了一切敌对阶级的反对，但是，革命的内部将会如何演化，就成为革命的精神遗产是否能够代代相传的关键。如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间所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要守护革命的精神遗产，内在的结构变化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
毛泽东这样一种突围心态，体现为对内因变化趋势的不乐观判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表述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段话1969年被写入九大政治报告，冠名为“党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这个路线的基点，含有极端的制度不自信和道路不自信，担忧社会中间负能量大于正能量，基本制度受到颠覆性的威胁。而赫鲁晓夫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中间，最先成长起来的负能量代表性人物，成为制度无法自信的典型代表，为此，毛泽东才从他身上看到了革命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二、革命第二天的内在问题
革命的精神遗产终究会被背叛，人民经由革命流血而获得的政治经济收益，终究会丧失在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之后，这已经为苏联东欧的历史演化所证实。在这样的过程中间，赫鲁晓夫有着无可替代的认识论价值，所以，回顾十月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不应该遗忘赫鲁晓夫，他本人与革命家一样是内在于革命阵营本身的，如果说列宁和苏联人民的努力是革命的正能量的话，显然，赫鲁晓夫及其同道也一样是革命本身的内在机构成分，不过这一部分是革命的负能量。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背叛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深度，远超十月革命，这体现在中国的革命者不得不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去完成民众动员和革命力量的集结过程。为此，中国的革命者——主要是毛泽东——不得不带着高度的自觉去寻求各种缺乏暴力优势条件下的群众力量动员路径，并更加谨慎地使用得之不易的弱势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之外，发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如何勉强革命的组织者放弃常规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去最大化地实现与民众的紧密结合。
中国革命内部的负能量，与苏联一样存在，但是，由于革命的深度直接触及到常规的权力和利益份额问题，就更早出现了，共产党内部1929年就出现了第一次非毛化运动，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就是这一非毛化的成果。在常规管理中间，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大于毛泽东所坚持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之间的差额，可以根据后来的历史演变命名为“邓记权益增量”——只要是恢复了常规管理的各项规则，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和利益有一个可观的增幅。中国革命内部的负能量，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围绕着是否对官员授予邓记权益增量的不同政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长期站在官场多数的对立面上。
在苏联革命者内部，也一样存在着相关问题，列宁对于苏维埃的欣赏以及对于官僚制的憎恶，是同一个问题的呈现，但是，由于苏联革命快速胜利，革命动员过程未曾在强敌压迫下深入展开，这一问题呈现并不充分，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苏联革命未曾进行过普遍的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而是较多地依赖政府政策与法令的作用，土改就是没有组织群众的斗争而是直接由政府没收土地进行分配的，毛泽东把这个称之为恩赐方法和右倾观点。在苏联革命过程中间，没有进行过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这是革命的路径不一样导致革命深度的差别。
在革命后社会中间，与中国相比，苏联“缺政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斯大林在企业和社会管理中间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样的话，原因在于未能在革命过程中间，就利用外敌的压迫态势，逼迫干部舍弃对于“邓记权益增量”的执着去学会深入群众，完成真正的群众路线的建设过程。第一个选择的不同，导致后续选择的先决条件就会不一样，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还是革命者，他的缺点是未加反思地忽视了群众和政治。
而赫鲁晓夫则相反，他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精明商人，时刻注意挖掘各种机会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此目标，一切原则都是可以牺牲的。这也算是一个路径依赖，赫鲁晓夫通过苟且方式边缘化了马林科夫，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精明就是：通过更多地满足官场对于权益增量的渴求去建立自身的代表性，这也是路径依赖：苟且获得最高权的结果，是需要以更多的苟且手段去维护。
三、赫鲁晓夫现象的社会学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例，而是一种有着社会学渊源的现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肯定还会有别人，体现出他身上代表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出现，是革命内部的政治蛀虫的行动，他们一切从特权阶层的需要出发，去更加稳固特权扩张的需要。为此目标，分析问题的方法或者看世界的图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会被歪曲用于粉饰特权存在和扩张的一切，而不是用于分析劳动大众的生产和生存条件，据以揭示社会矛盾和人民解放的潜能所在：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