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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道路 胜利的旗帜

2017-11-13 22:0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775| 评论: 1|原作者: 沈为民|来自: 红旗网

摘要: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各种革命,但是,过去任何的一次革命,都不能与十月革命相比拟。因为过去的革命,其结果,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
三、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指导,就没有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么,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一百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实践,都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都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和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指导作用,十月革命对中国和对全世界的影响,毛主席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毛泽东选集》第1991年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致江青的信》中沉重地指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97页)

1969年3-4月,毛主席在中共九大报告稿的批语中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页)

尽管形势严峻,但毛主席认为:“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1970年4月22日两报一刊文章)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修正主义反对马列毛主义的一个阴谋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它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超阶级的“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普世价值”等。187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等人的信中就曾明确表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可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列宁说:“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列宁全集》第12卷第156页)又说:“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5页)

在我国,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来,从回避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到否定和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多年来,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重要的词语,从主流媒体上消失了,在新修订的各类词典、辞海,以及各类教科书中被删改或删除了,甚至在各级人代会、党代会上也成为禁言词,建党、建军、建国等重要纪念日的领导讲话和大块文章,不仅不讲这些词语,而且数典忘祖,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都回避了,作为党、军队和新中国创始人的毛主席也不提了。去毛化、非毛化、反毛化成为一种“新潮”。

大量事实表明,修正主义集团是铁了心要和马列毛主义分道扬镳了。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根源,就在所谓的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邓小平用他的“特色理论”代替和否定马列毛主义。它们公开申明,它们要高举的旗帜,只包括邓小平特色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而把马列毛主义排除在“旗帜”之外了,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个“特色理论”与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如出一辙。可以说,这个“特色理论”是货真价实的反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它继承了伯恩施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新老修正主义的衣钵,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面“修正”马列毛主义。例如:

——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宣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问姓“社”姓“资”,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等。

——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重提已被毛主席批评和纠正的所谓“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修正为“生产要素价值论”,从而把按劳分配改变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即按资分配,把劳动者由社会主人改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把科学技术这个马克思主义认定的“一般生产力”,修正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否认“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而把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篡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做的目,是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寻找“理论”借口。

——修正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否定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作用。

——在时代问题上,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替代和否定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观。

——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翻案和招魂,甚至把已被五四运动批臭的孔老二也抬出来,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在文化和艺术界,形成一个高音调的封、资、修、帝、反的大合唱。
邓小平本来是排在第二位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文革被批判、打倒。毛主席为了挽救他,在文革后期,给他恢复工作,并委以重任,但他不肯悔改,大刮翻案风,继续推行刘邓路线。毛主席看透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本质,是个不可救药的人,说他:“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1975年11月到1976年1月《重要指示》)毛主席逝世后,他再次翻案,死不悔改,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罪人,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四、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则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它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国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实行计划经济。

《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它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又指出:“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因此,它庄严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的基本宗旨。
苏联是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列宁创立、斯大林发展起来的,具有普遍意义。毛主席根据“苏联模式”的基本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苏联的经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面胜利,并硕果辉煌,这在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都有详细的介绍。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各国人民的向往的榜样。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篡夺了苏共领导权以后,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改变了颜色,中苏关系也由友好变为对立,并且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战。苏联的教训,给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告诫全党:“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地24-25页)为防止发生这样的演变,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如毛主席所料,在他逝世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改变了毛主席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行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自由化。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东方红网站和《东方红文粹》杂志主要负责人李成瑞同志在他所著的《大变化》一书对私有化的改革做了全面、深刻地剖析,他引用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

“至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因而,李成瑞同志认为,“我国的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分配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极少数人短期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工人、农民大部分相对贫困化(绝对值有增长,但幅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小部分人绝对贫困化。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从1985年的0.24,上升为1995年的0.434,2004年的0.469,已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比例约为32:1。”

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的形成。“这一阶级,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承认现在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呢?”

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另一个副产品,即国民经济日趋附庸化。“到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以市场换技术’已告失败。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缺乏社保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的国有企业。许多行业的排头兵正在或已经为外商并购。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对外经济的附庸化趋势,是国内私有化的对外延伸,而且损害民族利益。”

上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比例,经过2006年到2017年,这10年的进一步“攻坚”,公有制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小。有学者认为,近几年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不足20%,基尼系数上升到0.5以上。
伴随私有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的亿万富翁数量,也连年攀升。据前不久媒体报道的《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包含港澳台三地,我国出现568位10亿美元富豪,首次超越美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3兆美元。

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超越美国这一事实,是我国当局以改革开放为名,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有力证明。人们会问,短短的几十年,突然冒出来的来这么多的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凭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吗?不是;是天上掉馅饼砸到他们头上的吗?不是;是他们的家族遗产“祖传”下来的吗?也不是;是外国洋大人馈赠给他们的吗?更不是。他们财富的真实来源,是掠夺和霸占建国以来全国人民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公有财产,是改革开放以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因此,这些富翁的财富本来是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被所谓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窃取。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与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都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窃国大盗。

恩格斯在1846年《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封信提到:“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是: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14页)

根据以上所述所有制上的变化,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不改变私有制,不恢复公有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说着什么漂亮的口号,都是虚伪的,骗人的。
毛泽东时代,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平时代开了历史倒车,由无产阶级专政倒退为资产阶级专政;由公有制倒退为私有制,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倒退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这就是时下的中国现状和真实的国情。

五、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国际主义既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十月革命传送给各国人民的一个宝贵经验。

国际主义就是《共产党宣言》所号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毛主席所号召的“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53页)

我国革命是国际主义的受益者,也是继承、坚持和发扬者。毛主席说:“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357、1359页)

毛主席高度赞扬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同时,我国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也大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像列宁斯大林那样支持、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例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

邓小平上台后,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和外交路线就被他颠覆了。他不仅不反帝,不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和解放斗争,而且是“跟着美国走”,充当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帮凶。另外,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他以屈辱的条件让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把我国经济绑在西方大国的战车上。他主张开放市场,引进外资,让国外资本主义的垄断企业控制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业等经济命脉,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为了取得美国帝国主义的欢心和信任,邓小平向美国献上“投名状”——“教训越南”。1979年1月30日-2月初邓小平在访美时,就向美国许了愿,“为了惩罚(越南),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回国后,于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下令,集中了二十万兵力,七百辆坦克,七百架飞机以及相当数量的炮兵,在长达三百公里共同的边界线的二十六个选定的点上,向越南发起了进攻。这场不义战争,给中越两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曾经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解放军某部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声称‘教训越南’和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之后,我一直思考这一问题,邓小平扮演教父角色,出兵名不正,言不顺,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教训越南’,也是共产党人,打共产党人,是正义的吗?我认为做出‘教训越南’的战略决策是大错特错,完全是错误的,其恶果使两国、两军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还说什么我‘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纯系欺人之谈。”(《xxx回忆录》第290~293页)

谈到国际主义,不能不涉及围绕朝鲜发展核武问题的一场斗争。在美帝联合韩国、日本,妄图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下,朝鲜为了自卫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与我国20世纪60年代为捍卫国家安全,打破美帝等国的核垄断、核威胁而研发核武器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反帝斗争的需要,是正义之举,无可非议。然而,朝鲜却因此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的围攻、威胁和制裁。本来朝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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