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际生产的重新组织和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下）

第1节 国内垄断组织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关系：从单方面依赖到相互融合

越来越多的新殖民主义从属国，越来越完全地融入了全球化国际垄断企业的生产和再生产。加剧了国内和国际垄断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

这特别地表现了在跨国并购上。1999年至2007年，新出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进行了66次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买下了全球各地的国际垄断企业。中国的垄断企业实施了12次并购，阿联酋11次，墨西哥和巴西各7次，沙特和俄罗斯各4次，印度、印尼和韩国各3次，土耳其和阿根廷各2次，伊朗和卡塔尔各1次。[21]

自从国际生产的重新组织以来，国际超级垄断企业的生产主要被放在了国外。这依赖于维护垄断企业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专利诉讼和税收方面、现代的基础设施、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面向国际范围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和平开发”的优惠政策。这些最初都是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强加于各个国家的。

相对而言，这个过程使得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具体的生产和交换模式趋同了。这加剧了国际竞争，同时也为国际革命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的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第2节 从对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依附到作为新帝国主义国家而独立的道路

只要深受新殖民主义控制的民族垄断企业，在经济和政治上还没有强大到能走出国际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阴影，那么就不能说存在真正的政治独立。随着它们中最强大企业的成长，它们越来越脱离外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并开始了它们自己的资本输出，它们开始使用政治独立的眼光，越来越使得它们的民族国家从属于自己，并且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利益。

在韩国，1987年争取民主的群众抗议，导致了屈从于美国的军事独裁政府的垮台。这也削弱了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依附。几十年来，被称为财阀的资本主义家族王朝在韩国取得了发展；它们之间是相互勾结、相互嵌套的关系。现在他们聘用了政府官僚和军队人士，通过国家实施了对银行的控制，开始让国家机器从属于自己并与之融合。[22]

在南非，9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隔离的政权被推翻。此后，垄断企业使得国有的工业发展集团（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越来越成为它们向其他国家扩张的工具。[23]

这些国家发展成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最终决定性前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存在。军事独裁和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发展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际帝国主义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家垄断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可怕的债务危机，它们规定了严格的“结构调整计划”，将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和广大群众身上。这些方案伴随着广泛的信贷、补贴或对各国的“援助”，以建立行政、军事、警察的国家机器——尤其是用于镇压工人阶级和革命者。

在从新殖民地到新帝国主义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这些国家垄断结构有一个独特的特征：他们既服从国家垄断的利益，又服从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特性，这些国家及其政府才出现了临时的不稳定状态。

第3节 新殖民主义的危机破坏了老帝国主义的绝对统治

新自由主义只能暂时缓解新殖民主义国家的预算和债务危机。在新千年之前，新殖民主义的危机再次爆发了，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危机更为深重和复杂。这是在国际生产重新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了2001-200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前兆。

2000年，向国际金融资本负债最高的国家分别是：巴西2380亿美元，墨西哥1503亿美元，阿根廷1462亿美元，印度尼西亚1418亿美元，韩国1344亿美元，土耳其1162亿美元，印度991亿美元。[24]

由于资本的长期过度积累，国际垄断企业越来越难以找到获得最大利润的投资机会。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们将投资活动转变成了国际生产的重组：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一直以为，在新殖民主义的从属国，主要生产和出口的是半成品、原材料等等。然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迫将工厂转移到这些从属国——至少是在国际生产的中心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生产与帝国主义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最高水平的生产使新兴市场迅速发展：从而产生了对本地供应商系统、新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工人以及住房和杂货供给的需求。因此，国内垄断企业也受益匪浅，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对前国有企业的购买，组建合资企业，并且越来越多地兼并和并购。

工人阶级和群众主要地承担了债务危机的后果。在一些国家，生活费用的急剧上升导致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使得他们采取了积极的抵抗。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着群众斗争的高涨，首先是在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这些斗争越来越指向国际金融资本。

特别是2001年12月阿根廷人民起义之后，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了拉美。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老办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些国家的群众不愿再以旧的方式接受掠夺和压迫。

因此，那些掌权者暂时以左翼政府的身份出现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和玻利维亚，目的是用资产阶级议会的方式来扑灭革命的余火。他们用“左翼”政府的形式，为作为希望的新载体的选举创造了空间。乌戈·查韦斯的机会主义观念——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客观上暂时在拉丁美洲的群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2003年，反对大众集团（VW corporation）的前罢工领袖卢拉·达席尔瓦担任了巴西总统。他被期望能够作为南方国家的共同代表为“公正的世界秩序”而战。他的政府推动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25]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权力集团。巴西的垄断企业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主导力量。从2002年到2011年，南方共同市场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了一倍多，从1.8％提高到4.4％。其中，巴西占80％以上。2010年，卢拉·达席尔瓦政府安排了当时创下世界纪录的一场资本交易。这是由巴西石油公司进行的，筹集了约790亿美元。[26]巴西石油公司成了开采深海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市场领导者。[27]

在南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几十年来一直在英勇地反对种族隔离。这种法西斯统治形式也越来越成为国际垄断企业的障碍。在与修正主义的南非共产党（SACP）以及非洲国民大会（ANC）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的谈判和合作的那些年里，帝国主义者准备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这是为了阻止群众的革命化和对帝国主义的事业开放这个国家。

新帝国主义的南非成了国际生产和投资的重新组织的中心。2010年，已有231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675家子公司在南非设有办事场所。[28]在非洲国民大会政府与绝对统治的国际金融资本之间的合资、兼并、并购等复杂网络关系的帮助下，国家垄断的统治体系和国际化运作的南非石油、矿业和银行的垄断建立了。

对于国际超级垄断企业，非洲国民大会承认了它们一些新的权力和自由，以便利用南非的黑人工人阶级。工会领导人被接受进入政府，与一些阶级合作的特殊协定有关：工会将放弃罢工斗争、预防初期的罢工并与政府合作镇压罢工。但从2013年以来，工人阶级和整个黑人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化，导致了一系列独立的重大罢工和示威。他们结束了国家宣称的所谓“社会和平”。

在这些看似是左翼的、改良主义的政府的统治下，国家转变成为新帝国主义并非偶然。国内垄断资本势力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垄断势力相结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内部前提。

注释：

[2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various years’ issues

[22] Markus Pohlmann, Südkoreas Unternehmen [The Enterprises of South Korea], in Kern/Köllner, Südkorea und Nordkorea [South Korea and North Korea], p. 12420 III/3

[23] IDC Annual Report, 2016 Crisis of neocolonialism undermines old imperialists’ sole rule

[2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2002, in: Twilight of the Gods–Götterdämmerungover the “New World Order”, p. 26422 III/3

[25] Common market of South America: Brazil,Argentina, Paraguay, Uruguay,Bolivia, Venezuela

[26] www.faz.net, 24 September 2010

[27] www.handelsblatt.com, 14 April 2012

[28] UNCTAD24 IV

• 来源：《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 翻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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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红色通讯，责任编辑：小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