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

二、党内民主爆发，反对派争领导权

（一）九十六号通告与党内民主爆发

远东局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不老实态度”，来自下面抗议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对反对派的态度在12月中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于16日通过了向何孟雄认错的决议，然后在23日九十六号通告中号召自下批评、党内民主化。这几乎是中共中央的投降，大大鼓舞了反对派的气势。反对派更加积极活动起来，准备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取得领导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党内民主。

1928年中共六大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很多弊端，中共在白区两个最重要的地方组织江苏省委和顺直省委都发生混乱，红军主力红四军也发生了“朱毛之争”，毛泽东甚至一度被赶出红军。为纠正这些弊端，中共中央在整个1929年一直反对“极端民主化”，逐渐建立起比较集中的权力结构。但是在权力集中以后，同样发生了严重弊端，李立三利用中央权力推行盲动路线，对下级不同意见采取处分、撤职等高压政策，这种独断专行的结果是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惨重损失，也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于是党内民主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无论是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还是王明派，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可以说，罗章龙、何孟雄等自下而上改组领导机构的尝试，就是这次党内民主爆发的直接产物。

苏准会党团书记林育南得知紧急会议计划后，给中央写信呼吁党内民主：“党的组织有历史遗留的许多病象，再加以政治上立三路线的流毒，使党的组织在组织上军事化，‘家长式的领导’、‘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都继续扩大起来，这完全是违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这使党员达到消极、达到盲从，使党脱离群众，减弱党战斗力量”。“在紧急会议上应明白指出过去党组织制度的根本错误，从此应坚决彻底的改正，肃清一切家长式领导的命令、委派、惩办等制度，保证党内必要限度的‘民主化’，发展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政治讨论’，尽量在秘密工作条件许可之下实行党的选举。总之必须以正确的‘民主集中制’代替‘家长制度’，以说服和教育同志的态度去执行‘铁的纪律’以代替‘惩办制度’。”“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5]在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同样要求“在组织上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36]

12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向反对派认错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与几天前的《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完全不同，转而承认“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的”。“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和攻击，是很大的错误”。“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后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并且这些攻击与处分，完全是抑制自我批评的家长制度与惩办的具体体现——这本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37]同日，中央也做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啬、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后来让他们追悔莫及的《中央通告九十六号》，这个通告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公开的缴械投降。通告承认接到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在11月25日、12月9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通告承认中央压抑党内民主的错误，称“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通告号召“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通告提出“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38]这显然是指紧急会议计划。

中共中央抵抗了好几个月，突然向反对派认错，显然是受到了远东局的压力，而米夫似乎只想到对付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没有预料到中央彻底丧失威信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在后来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承认九十六号通告“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些右倾分子正在假的反对立三主义斗争的旗帜之下积极活动，来曲解国际路线”，“企图使有些下级组织用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来反对立三主义”。“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更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39]仅仅一个月以后，王明领导江苏省委通过的《对于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就反过来批评极端民主化了，指责罗章龙派“要求极端民主化，以便利于他们反党活动，实行他们分裂党的阴谋，”[40]可见九十六号通告引发的后果让米夫和中央深感后悔。

中共中央在12月中下旬的连续认错中威信扫地，党内民主声势大涨，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反对派爆发了。他们不满足于自下而上的批评，在群情激奋的情势之下，得寸必然要进尺，反对派开始自下而上改组领导机构，夺取领导权。中共江南省委是立三路线时间由江苏省委升级而来的，是中共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领导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中央所在地上海。原书记李维汉因为追随立三路线已经丧失威信，12月23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不经中央许可，自行改选领导机构，新常委会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很强硬：“今日省委常委全体会议决议部分改组省委指导机关，克全代理书记，并通过常委名单七人”：何孟雄、王克全、夏曦、蒋云、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望政治局立刻批准。”[41]

新当选的代理书记王克全，是当时很受推重的工人干部，1930年8月武汉长江局项英等人感觉人手不足，写信给中央要人时就说：“请求中央在上海派一最好干部（如王克全之类）来此，参加主席团，负工会总责。”[42]不过，江南省委和中央同在上海，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力图重新控制局势。中央拒绝承认江南省委的改选，25日中央任命王明为代理江南省委书记，王明此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中共领导层。

但是中央已陷入墙倒众人推的尴尬境地，各主要领导12月28日分别参加上海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都遭到围攻，甚至被要求“开除党籍”，只有徐锡根早与反对派有联系境遇较好。据何孟雄说：“昨天召开了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在沪中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了话。会议决定，撤消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还提出了把他开除出党的要求。主要理由是：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时，“赞成一切决议，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瞿秋白出席了闸北区的会议，“会议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两年，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向忠发同志出席了沪东区会议。会议决定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关向应出席了法租界的会议，同样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徐锡根同志出席了沪西区会议并发表了反对政治局的讲话。全体与会人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并且欢迎他站出来反对政治局中的李立三分子。电话局支部作出决定，要求撤消所有容忍三中全会犯错误的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43]

反对派不满足于中央在九十六号通告的退让，继续穷追猛打。以罗章龙为书记的全国总工会党团1931年1月1日开会通过《关于对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认为“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要求“立即停止中央行使权威”，“根本改造政治局”，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及补选的中央委员，对“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中央领导人”，“给予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要求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坚决的实行引进工人同志及群众组织能干的干部到领导机关参加工作，肃清自中央到各级党部的工人同志为招牌，小儿和书生为实质的最虚伪的恶劣方式。”[44]很明显，全总决议对原中央领导和王明派留苏学生都进行了公开的、正式的、不留余地的抨击，实际是要求自己一派掌握中央领导权。

当九十六号通告传到天津，也立刻引发了华北党组织的混乱。当时华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设在天津，立三路线高潮时期设立了贺昌为书记的北方局。立三路线遭到批判后，中共中央于12月9日决定“北方局的组织取消”，成立河北省委，负责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陕西、甘肃，[45]与江南省委并称中共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

据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给中央的报告，“接到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以后，在1931年1月3日市委扩大会上，本来中央已决定调往上海的曹策突然发起挑战，“开会时曹策和另外一个常委临时提议今天的会议要改为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赵茨平主席，曹策报告人”，童长荣作为立三路线执行者受到批判，也“没有抵抗”。天津紧急会议认为，立三路线的第一个来源是六大产生的中央，“第二个来源是党的家长制度”；会议宣布“党的领导，中央、省委和天津市委的领导破产”，“停止中央和省委的职权，号召各地党部一致斗争”，速来天津“召集紧急会议”。会议宣布童长荣被撤职，选出了新的天津临时市委，曹策、赵茨平、赵普为常委。[46]

1月5日，曹策、阮啸仙、张昆弟等宣布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曹策（天津）、蒋晓海（互济会）、李友才（唐山）、徐树文（共青团）为常委，张昆弟为筹备委员，李友才为秘书长，蒋晓海为宣传部长，曹策为组织部长。[47]1月7日，河北省委机关开直属支部组长联席会，筹备处派人参加，“曹策出席作了四小时以上痛哭流涕的报告，煽动省委工作人员自由选择工作，对省委罢工怠工，为筹备处工作。啸仙同志代表省委出席，在会议上正式决议直支加入筹备处，派吴华梓作代表参加筹备处工作，承认筹备处总的精神正确，组织上是群众反立三路线的布尔塞维克创作，指出省委阻碍反立三路线斗争，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破产”，“省委机关整个动摇，秘书长起直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加入筹备处”。[48]

阮啸仙是代理河北省委书记、张昆弟是省委委员，吴华梓（吴化之）是省委秘书长，由于九十六号通告的影响，河北省委多数干部没有反对紧急会议筹备处，反而赞助它夺取了华北党组织的领导权。当时的情形，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夺权有几分相似之处，当权派进退两难、不敢抗拒，造反派群情激奋、起来夺权。紧急会议筹备处在天津成立之后，派人到北京、唐山、山西、陕西等地活动，曹策后来回忆说，他们派人到各地是准备召集大会。[49]虽然大会计划没有成功，但在各处都引发了党组织的混乱和动摇，中共在华北的组织体系基本瘫痪。

（二）反对派争夺领导权，远东局说服工作失败

紧急会议的计划已经公开，在中央权威崩溃的情况下，各级组织已经开始自发准备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最终确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莫斯科的决定很可能是在12月23日以后的几天内到达上海的，因为23日的九十六号通告还是延续着召开紧急会议的意思。

共产国际给远东局的电报草稿标明不早于12月18日，从草稿到正式稿、再到发出，大概几天后才能到上海。共产国际指示四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1)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线”；“（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3)团结全党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把瞿秋白“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电稿可以看出，四中全会最实质性的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要求：“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而并未强调新干部的工人成分。执委会预料到准备四中全会有一定难度，需要更多时间，特别提到如果“需要推迟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将不反对。”[50]

此时共产国际是维持中共党内秩序的唯一权威，但米夫和远东局面对的局势有点棘手。中共中央已经在连续认错之后威信扫地，而四中全会的主体显然是原中央委员，其中还包括已被宣布为错误的三中全会增选的15个中央委员，由这些人开会来决定中共的新领导机构和新政策，显然很难说服已经在民主热潮中动员起来、群情激奋的反对派。不仅如此，米夫早就想把王明等得意门生提拔到中共领导岗位，而且在反立三路线之后，这个想法已经得到共产国际高层的认可，但毕竟王明等留苏学生经验和资历都很不够，在中共党内很难得到罗章龙、何孟雄等反对派资深干部的支持。

所谓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在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力图通过党内民主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干部群体，他们的政治思想并不一致，甚至其中很多人并没有成熟的政治思想，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在组织上争取领导权。具体讲，反对派基地包括以两任党团书记罗章龙、徐锡根领导的全国总工会，以何孟雄、王克全为核心的江苏省委及上海地方组织，以党团书记林育南、秘书长李求实为核心的苏准会，还包括铁总、海总、互济会、华北地方组织等。反对派多数都是有长期斗争经验和历史功绩的干部，很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骨干，其中不少是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看不起王明等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自以为有资格取代屡犯错误的中共中央。

米夫后来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到了当时王明派和罗章龙派斗争的混乱情况：“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人在进行”。一派是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的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全总的几名工人领袖，“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51]

此时原中共领导已经没有威信，为了顺利召开四中全会，远东局成员不得不亲自出马、直接做何孟雄等的工作。在12月29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温裕成的谈话中，何孟雄明确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坚持召开能容纳更多本派代表的紧急会议：“出席四中全会的将是一些旧中央委员，他们不了解群众在做什么，党内群众在想什么。”何孟雄明确表示，原政治局成员应撤职，王明等缺乏经验，应该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入新的政治局。谈话记录中有：“在回答需要撤消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时”，何孟雄同志回答，应该撤销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关向应、项英的政治局委员，撤消李维汉和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何孟雄还说：“所谓的青年派”王明等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说：“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52]很显然，何孟雄不能接受毫无经验和功绩的年轻留学生后来居上，担任中央领导。远东局成员谈话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何孟雄“是个精力充沛型的人，政治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位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他给我留下一个狡猾的印象，他善于利用工人与政治局作斗争，他自己想当领袖。”[53]

12月30日埃斯勒同徐锡根进行了谈话，徐锡根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是中央领导成员，但在政治局属于边缘人物。他此时倒向了反对派，在谈话中猛烈攻击中共中央，同时攻击王明等留苏学生，想要掌权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在党内，特别是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危急的形势。基层党组织反对中央并要求坚决进行改组。我的意见以及工人同志的意见是：应该解决政治局和中央改组的问题。一切错误都是中央犯的。”“我们的情绪是一种，认为这个中央是没有希望的。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也一点儿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注：王明）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无原则的斗争。”[54]

徐锡根甚至代表全总提出了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名单，谈话记录中有：“问：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组成你有什么建议？答：我们在自己内部曾讨论过多次，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名单。”中央领导人中应该撤职的有：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罗登贤、李维汉、温裕成、瞿秋白、周恩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该由这些同志组成，政冶局：陈郁，张国焘，罗章龙，卢福坦。中央委员会：李庆强，徐炳根，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杨立安，宁迪卿，汪第万，周逸群，刘林元，刘达潮，曾山，滕代远，王首道，刘希奇，李财舍，林育南，刘子载，何孟雄，萧明，陈云，李震瀛，李富春，徐阿梅，孟坚。“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55]

1月3日，埃斯勒又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进行了谈话，这三人是远东局准备提拔进入领导核心的工人干部，徐锡根将被提拔成政治局正式委员，陈郁和王克全将被提拔进入政治局。谈话的核心是四中全会的代表组成和新中央的人选，但这三个人的意见明显接近反对派。徐锡根提出罗章龙等应该进入新政治局：“有些同志建议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应该进入政治局的还有罗章龙和卢福坦。”陈郁则提出：“不能同意四中全会的人员组成，我认为，曾经支持过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应该退出中央委员会。”王克全也认为：“四中全会的大多数应该由与李立三进行过斗争的人员组成。他们应该拥有表决权。我们反对周恩来，他对南京起义负有责任。向忠发所犯的错误太多，他不应该留在总书记职位上。必须改组所有领导机构。”[56]

从这份全总讨论产生的中央领导名单可以看出，罗章龙等确实有全面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意图。他们力主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召开以原中央委员为主体的四中全会，以便容纳更多本派的支持者，在会议中取得多数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12月中旬让步太大，反对派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很难轻易满足了，共产国际成员与反对派主要代表的多次谈话没有取得满意结果。让远东局更为不满的是，他们和李立三一样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像王明等人那样完全服从，这使得反对派很难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重用。

反对派的危险倾向使得米夫等人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四中全会，与反对派无法合作，只能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孤立罗章龙、何孟雄等知识分子领袖，力争把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干部拉过来。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米夫对反对派做了政治分析：反对派“要求立即撤消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何孟雄在同雷利斯基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郭妙根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57]

米夫的方案是由多数原中央领导、王明等留苏学生、从反对派分化的工人干部，组成一个三结合的新中央。他在2月底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了改组中央的思路：“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使他们脱离派别分子的影响，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关于后一项任务，即关于分化罗章龙派的必要性再说两句。何孟雄和罗章龙是陈独秀式的旧知识分子干部的典型代表。但他们这一派包括部分工人。其中有徐锡根、陈郁、余飞、王克全，他们都是中央委员”，“被罗章龙拉进了不是追求党的利益的派别。虽然他们不是党内优秀的工人分子，但失去他们毕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应使他们脱离罗章龙的影响，同时还应把他们推上重要的领导岗位。”[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