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

三、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

（一）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激烈冲突

米夫分化反对派、成立三结合中央的计划有其合理性，但分化工作需要时间，也需要合适的人来做。实际上，张国焘很快就要回来了，他和反对派领袖罗章龙、何孟雄是北大同学，一起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在工人干部群体中有很深的历史影响，是与反对派沟通的最佳人选，连周恩来都认为：如果张国焘早点回来，“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59]也许是米夫对共产国际的权威过于自信，也许是白色恐怖下党内混乱状态拖下去太危险，六届四中全会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召开了。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60]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61]不少学者认为米夫通过增加列席代表才操控了四中全会，但实际上15名列席代表中7人属于反对派。下面列出四中全会出席名单和他们在全会前后对远东局的态度，当然这里的“支持”或“反对”是相对的，比如瞿秋白、李维汉、贺昌受到降级处分，他们的“支持”未必心甘情愿，只是遵守纪律，不敢对抗共产国际而已，具体投票时有些人的选择可能受到会场气氛影响。此表是根据综合会议前后档案材料中对各人表现的记录，结合罗章龙、李维汉、张金保、陈郁等会议参加者的回忆综合而成，大致如下：

（一）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其中6人为三中全会补选）：

支持派（14人）：向忠发、周恩来、关向应、罗登贤、任弼时、顾顺章、温裕成、陈云、周秀珠（女）、徐兰芝、袁炳辉、瞿秋白、李维汉、贺昌

反对派（6人）：罗章龙、史文彬、张金保(女）、王凤飞、王克全、余飞

动摇派（2人）：徐锡根、陈郁

（二）列席人员（15人）：

支持派（8人）：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夏曦、博古、柯庆施、顾作霖

反对派（7人）：何孟雄、韩连会、许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62]

米夫等布置四中全会是秘密的，这也许是白色恐怖下出于安全的考虑，也许是故意不让反对派有机会事先准备。罗章龙等到会场后才知道要召开四中全会，他们公开表示异议，罗章龙、韩连会、王凤飞提议改为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则坚持按原计划召开四中全会。向忠发主持表决，会议记录显示：“赞成国际代表意见的十九票”，“反对国际代表提议的，无”，这大概就是罗章龙等后来说会上有十九人集团的由来。[63]其实无论是紧急会议，还是扩大的四中全会，都只能由远东局召集，出席名单由远东局确定。会场上出席人员已经很难改变，名称的差别意义有限，投票有一定随意性，反对的“无”，当然不是说无人反对，罗章龙等不想刚开会就与国际代表决裂，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涉及权力分配的领导机构改组。

在占全会主要时间的政治报告和政治讨论过程中，虽然有争论，但总体还算顺利进行。向忠发作了政治报告，表示既要反对立三路线，也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王明作了很长的理论性的发言。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作了自我批评的发言，多数代表都发了言，大致都批评李三路线和三中全会。[64]反对派虽然也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罗章龙谈到“目前没有革命高潮”，何孟雄说“不要夸大了右倾危险”。[65]但总的来说，反对派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表示支持，并没有提出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何孟雄还在发言中明确说：“我同意忠发同志报告。”[66]

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选举过程中。在政治局选举中，远东局提出了十六人名单，会议记录显示：总表决结果，“二十一票通过远东局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远东局提出了一个名单，史文彬提出了另一个名单，会议记录显示：总表决结果，“赞成远东局名单的二十票，反对二票”，通过；“赞成史文彬名单七票”，被否决。；[67]远东局的政治局和中委名单拒绝了反对派绝大部分要求，他们非常失望，愤而退场，但被人拉住，他们拒绝参加表决。罗章龙回忆中描述了当时激烈混乱的场面：“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68]工人代表袁乃祥对提升王明参加中央领导极为愤怒，“声色俱厉”说：四中全会“是充满欺骗、诡诈、奸谋的丑恶把戏，你们背叛党章，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69]王明对这一场景也印象深刻，说袁乃祥当时“拍案咆哮”。[70]

远东局掌握了会场上的多数，在混乱中勉强完成了选举。分化反对派的策略发挥了一定作用，徐锡根、陈郁等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勉强接受了四中全会，他们当选政治局委员。陈郁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深刻考虑和分析了当时情形，当时我想若我还继续反对中央立场，显然是违背党利益，所以自己决定不反对，主张开会，另方面我仍是希望四中全会可能会解决目前党一些需要的任务，所以自己转变了过去反对立场，并在会议上的言论行动都进行与不同意开四中全会的人（韩，罗等人）作坚决斗争，结果会议开成功”。“四中全会改造中央时，我是被选政治局委员之一”。[71]德国人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汇报时也说：“工人小组领导人陈郁和徐锡根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表现得信心不足，但比较守规矩。”[72]

毫无疑问，六届四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组中共中央，选举结果：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政治局，陈郁、任弼时、王明、刘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李维汉、贺昌，而补选了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王明、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人。从改组结果看，多数中央领导继续留任，但也让不少反对派的工人干部进入中央，陈郁、王克全进入政治局，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反对派的灵魂人物罗章龙、何孟雄被刻意压制，反对派要求罗章龙进政治局、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未被接受，大概是考虑到这两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干部那样容易控制。留学生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并不多，王明、沈泽民、夏曦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王明直接进入政治局，博古则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实际结果就是米夫计划的由旧中央、留苏学生、工人干部三方结合的领导集体。

（二）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

实际上，罗章龙预料到远东局不会接受本派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前已经提出了分裂的主张，而且开始了分裂的准备。据徐锡根后来说，“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73]徐锡根后来在声明书中说：“四中全会以前，我曾经与文虎(即罗章龙），孟雄，大汉（即李震瀛）等同志最初谈过一次话，主要的是对紧急会议与四中全会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开紧急会议，同时说到党的前途问题”，“文虎主张离开党与分裂党的斗争”。[74]

米夫也提到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已开始做分裂的准备：“罗章龙早在全会以前就有意识地、精心地和深思熟虑地拼凑了反党集团，采取了分裂党的方针。从涉及派别分子的一些声明中和根据现在发现的一系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1)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一周就将总工会印刷厂转移到了另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2)他把工会的资金留在他自己那里；(3)他在四中全会后立即编写和出版了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4)在全会后第二天他在一家旅馆里召开了这个派别领导人的会议，罗章龙在会上作出了关于开始公开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和反对我局的决定；(5)早在四中全会前他就成立了自己的上海省委，等等。”[75]

1931年1月8日，四中全会后仅一天，反对派即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参加此会的自称十六代表，大致包括四中全会上持反对派立场的十三人：罗章龙、史文彬、张金保(女）、王凤飞、王克全、余飞、何孟雄、韩连会、许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加上会后又倒向反对派的二人：徐锡根、陈郁，以及到上海后却没能参会的东北中央委员唐宏经。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了由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五人组成所谓“临时中央干事会”，开始在组织上准备分裂。[76]

据徐锡根说，“文虎与我影响下的十几个出席代表通通不满意四中全会”，“召集不满意四中全会的出席代表开了一次联席会。在会议上决定发布反党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同时决定了文虎，孟雄，克全，凤飞，以及我自己分裂党的干事会的组织”。[77]余飞后来在声明书中解释了分裂原因，主要是对本派没有取得中央领导权不满：“我对于四中全会是表示不很满意”，“四中全会没有彻底的改造，犯错误同志仍占大多数，在选择时候整个名单付总表决，选举结果只补充了几个人。没有引进许多新分子。”[78]

反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开过以后，《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79]罗章龙回忆，《报告大纲》提出后，“在纲领上签名者有九十六人，包括上述第九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铅印五千份，分送党内各支部作为报告讨论之用。同时将纲领转寄各苏区支部。纲领译文送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以及各国兄弟党。”[80]

《大纲》集中表达了罗章龙等的政治主张，首先就是要彻底改组整个中共中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大纲》声称反对派阵容强大，有代表性，“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护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81]

《大纲》抨击四中全会违反民主，没有合法性，“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同时指责四中全会没有完成改组中共中央的任务，保留了多数犯错误的原中央成员，而新选入的王明等人毫无经验：“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罗章龙派还不敢公然反对共产国际，《大纲》把矛头指向了米夫，抨击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刻意提拔自己的私人亲信王明等人，“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82]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中全会上没有表示反对、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陈郁、徐锡根，仅仅一天之后就又倒向了反对派，可以看出这些工人干部政治上不太成熟。据陈郁回忆：“我对中央新成分那些人，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又没有受过革命斗争中锻炼，那时我对那些人是没有一点信仰的情绪”，“四中全会后，在全总党团会议上，自己的发言是坚决反对这个会议，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问题。”[83]相对于王明等人，陈郁、徐锡根等受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罗章龙等影响更大。陈郁后来说：“罗章龙那些人在他们未分裂党之前，我个人对他们信仰当然比较好，主要是我知道他是工运工作很长历史，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当时我思想上认识对中国革命重要性主要是工人运动，自己的重视党内干部也是从工人运动中有锻炼的干部是较相信的，的确我有些偏向是过分看重工人运动和不足够认识革命其他部分的倾向的毛病”。[84]

在反对派的积极活动下，很多党组织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发生了分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苏省委、全总党团等。王克全、许畏三、蒋云、陈资平、吴国治、刘瑞龙“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85]王克全等“还侵占工会经费作为第二党第二工会的活动费”。[86]“全总党团大多数同志在罗章龙、徐锡根、余飞三同志领导之下，公开的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在国际路线下的领导”。[87]

据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老靶子路十号的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要接收省委文件。负责省委财务工作的彭休士和我都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就吵吵嚷嚷不肯罢休。”[88]当时李初梨是上海沪东区巡视员，是王明的支持者。据他回忆，“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1月17日他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参加者有二三十人，大家情绪非常激动，“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两人说完赶紧离开会场，主要是害怕挨一顿打。[89]

（三）共产国际说服反对派的最后尝试

远东局为阻止党的分裂，1月17日召集全总党团二十多人在沪西一个花园别墅开会，罗章龙后来称其为“花园会议”，但是会上仍然是激烈对抗、当场决裂。中共中央报告提到，“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90]

据罗章龙回忆：在会上“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态度极为强硬。”讲话主要意思包括：“当前中共党内主要问题是右倾”，“对国际应绝对服从，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正确路线的”，“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离开他们是不行的”。但是反对派并未屈服，“国际代表发言后，在坐的中委、干部都积极发言，也讲了几个钟点”。他们的发言内容包括：“王明本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是辨别党内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我们要求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会议或紧急会议”；“坚持不同意王明当选中央委员”。“最后，国际代表宣布：‘今天会议到此为止，你们反对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国际’”。[91]

埃斯勒报告也提到工人干部的动摇和全总党团会议上的决裂：“四中全会后，在有一名右派参加的编辑委员会内，这名同志拒绝了他在一天前投票赞成的决议。徐锡根和陈郁又开始摇摆不定，他们成了企图把上海组织和工会抓到手的右派集团的工具。全会后一两天，海员工会党团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陈郁同志就作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四中全会后几天还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出席会议的大约有20名同志。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红色工会领导人的徐锡根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那里开展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这次会议变成了精心策划的攻击共产国际及其政策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议案“被否决，这时他们就离开了会场。”[92]

张金保回忆中说，表决中只有罗登贤、关向应、杜作祥和唐某四人支持国际代表的决议案。[93]会议通过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明确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同时强烈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谩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