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

四、罗章龙等成立“非常委员会”及其对各地影响

（一）中共中央反击，反对派在上海遭遇挫折

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很快遭遇意外挫折。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国民党特务机关非常狡猾，如果被捕中共党员叛变，在答应做特务工作后，可能被很快释放，此人就不知不觉成了潜伏的暗探。[95]但中共有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一般是纵向单线联系，所以暗探的破坏也有限。但当党内斗争达到高潮，很多秘密原则都被打破，横向联系增加，到处串联谈话，甚至轻率召开人数众多、人员混杂的会议，这就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大规模破获创造了机会。

1月17日反对派在东方饭店举行江苏、上海活动分子会议，显然由于叛徒出卖，参会者遭到了租界巡捕的围捕，后来又有多人在中山旅社等地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国民党政府，2月7日其中24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枪杀于龙华。被捕遇难者大多是江苏、上海的地方干部，其中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几人是反对派的重要骨干。不过出席四中全会的反对派主要成员十几人中，只有何孟雄一人被捕，反对派的中央委员都安然无恙。东方饭店事件确实对反对派造成严重打击，但这个打击并不是致命的。

面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在远东局指导下迅速展开了分化瓦解工作，积极争取各个地方组织和反对派重要成员，很多组织和个人又重新回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月17日王明主持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批评王克全“在政治上既走上与右倾机会主义一致的立场，当然不可免地在组织上要走上分裂党的统一，和破坏党的组织的行动的地步。”[96]

据刘晓回忆，在争夺上海地方组织的斗争中，王明为首的省委派他去和沪西区委谈判，威胁如果反对省委，就要停发生活费。当时多数党的工作者都没有正式职业，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很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从组织，与何孟雄等反对派断绝关系。[97]反对派控制的一个印刷厂也很快被夺走了，据罗章龙说：“劫夺印厂是由临中派政治保卫科负责人顾顺章亲率十余人伪称工部局包探，引便衣武装前往印厂搜查，首先进厂把全体职工禁管。李梅羹时正生病，卧床不起，彼等进屋，不由分说，将印厂机器设备及纸张等全部装上预先准备好的几辆汽车运走。”[98]

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号召全党，要有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要像一个人一样，坚决的反对这一反党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决议宣布撤销王克全在江苏省委和上海工联的领导职务，撤销罗章龙、徐锡根、余飞在全总党团的领导职务，改组全总党团和上海工联党团。海总领导陈郁虽然在政治局承认了错误，仍被要求召开海总党团召开会议，在会上书面检讨，海总党团也被改组。[99]

陈郁是反对派的三个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回头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放弃了反对派立场。据陈郁说：“我当开始反对四中全会时，自己是没有估计到罗章龙等人，把个非委会去分裂和建立第二党、工会系统等行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四中全会后几天）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候，我是承认自己所作的行动是错误，声明放弃自己反对四中全会立场”，“但政治局委员徐锡根，王克全两人在会议上仍坚持他们原来反对四中全会立场，并声明他们行动是对的”。[100]陈郁脱离反对派后，许炳艮、谭寿林、马骥、朱宝亭等气愤地写信谴责陈郁：“双方决胜关键时刻，你忽见利忘义，临阵脱走”，“你一念之差不仅丢尽工人阶级的体面”，“并且还遗误自己一生名誉。”[101]

1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共青团公开发布《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书》，谴责罗章龙等人“组织无原则的派别，不得中央与省委许可，私自召集会议，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来分裂党，并在这些会议上提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中央”。告党团员书号召“给一切派别和小组织以无情的反抗”，“不要听信那些人召集你们去作继续不断的讨论和谈话，去开秘密的分裂党的会议”，并威胁要把这些分裂分子开除出党。[102]1月26日改组后的全总党团通过决议：“全总党团常委会认为全总党团过去在右派组织者罗章龙，徐锡根等领导之下，所通过的一月一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以反立三路线作掩蔽右派小组织活动的纲领”。“全总党团常委会完全同意中央对罗章龙、徐锡根撤销工作立刻停止小组织活动的决议，如果他们仍继续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党应给他们以组织上的制裁。”[103]

2月4日，江南省委书记王明报告了反对派在上海的失败：“右翼反对派已被粉碎，并已完全投降”。2月3日，“反对派省委决定解散并回到党内。王克全写了声明，请求同陈绍禹会见并进行谈话。上海右翼反对派领导人作出这个突然决定，主要是因为最近一周内上海的几乎所有区委和关键性支部、三个省的某些县委和市委在弄清右翼反对派的分裂和诋毁活动后立即脱离了反对派”。“在曾经是清一色反对派的沪中区，所有支部现在都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昨天举行了该区积极分子大会，有7个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反对王克全、支持四中全会、支持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沪北、沪南、沪西区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只有东区情况不妙。”[104]米夫也提到沪东区是反对派最后的基地：“罗章龙的支持者将自己力量都集中在沪东区。他们在其他组织中不再起任何作用。至于沪东区，他们起初利用自己原有的联系保留了三个支部。近几天才把他们从那里赶走。现在他们没有一个支部，只是在两三个支部内有个别几名成员。”[105]

中共中央在2月22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反对派重要人物的转变过程：“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106]

中共中央宣布反对派回党的三项条件：1、立即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承认错误；2、在党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3把原来担负的工作组织交待清楚并公开向党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右派活动的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反革命派的一切情形。[107]米夫还提到把徐锡根和王克全等送去莫斯科学习的计划：“将来我们可能要派一些人去莫斯科。例如，徐锡根和王克全的问题就可能是这样，在四中全会上，我们曾有点轻率地把他们推举为政治局候选人，现在他们请求去学习。”[108]

（二）罗章龙被开除党籍，成立“非常委员会”

到1月底，反对派不少核心成员已经屈服，徐锡根和余飞写了拥护四中全会的声明书， 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罗章龙党籍，决议称罗章龙“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109]

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后，反抗更加激烈，于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据罗章龙回忆，非常委员会“是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宣布开除许多同志的中委、党籍，并停止他们的工作以后，才被迫成立的”，“主要是中共六大中委、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以及北方、东北区、江苏、山东和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委员等在上海的老干部”，[110]主要成员有：罗章龙、史文彬、李震瀛、王仲一、唐宏经、袁乃祥、沈先定、张昆弟、王凤飞、谭寿林、张金保等。

3月4日“非常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111]要求“迅速撤换米孚，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迅速派公正人员查明四中全会事件经过，对肇事人员予以纪律制裁”。[112]非委还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各支部根据非委‘提纲’通告文件内容开展全党讨论”，“以实际革命行动为表率批判米、王集团”。[113]同一时期，非委在《致中共各苏区信》中，呼吁“禁止米、王死党进入苏区”，“米孚、王明、向忠发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窜入苏区，对首恶应处理制止，以平民愤”。[114]

“非常委员会”有许多资深的工运领导人，他们走向分裂后，派人到各地联系，华北、东北党组织受到较大影响。据罗章龙回忆：“非常委员会”宣布“伪中央及其一切决议与命令一律无效。党的一切问题听候召集临时会议（即紧急会议）成立七大会合理解决”。“非委中央乃派人分途出发，前往北方、南方与中部地区布置新任务与新工作。决定文虎赴北京、唐山、辽沈、哈尔滨各地”，“又决定苏准会代表迅速回到本苏区开展武装与工农群众工作。”[115]

（三）罗章龙分裂活动对北方党组织的影响

“非常委员会”虽然在上海成立，但到2月份在江苏和上海就很快衰败了，受影响时间更长的是北方党组织。1931年1月5日天津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召开四中全会。1月21日袁乃祥回到天津以后，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消息，并鼓动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张金刃（张慕陶）、韩连会、王仲一等从上海回来后，更是和曹策一起成为筹备处的灵魂人物。在1928年蔡和森写的北方干部简历中，张金刃、韩连会、吴雨铭被认为是顺直地区最强的三个干部，[116]此时三人都成了分裂华北组织的骨干，破坏力之大可以想见。

筹备处在张金刃等的领导下，宣布自己就是省委，除了早已掌控天津市委，还派吴华梓去北平，郝清玉去直南，曹振华去山西、保属，叶善之、袁乃祥、张昆弟去唐山。在筹备处的影响下，北平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加入筹备处与反四中全会”，赵作霖、肖鸣等成立第二市委，北大、中国大学等重要支部倒向分裂派；顺直互济会党团加入筹备处；[117]保属特委在曹振华、徐步云等领导下加入筹备处，“太原特委表示积极参加筹备处，直南特委承认筹备处精神正确”。除了京东唐山党组织对筹备处进行抵制，华北多数党组织一度都倒向分裂派。[118]

在2月6日《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给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信》中，筹备处明确表示支持罗章龙等的“非常委员会”，认为党内存在“两个绝不相同的鲜明旗帜，一方面是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营垒——由反四中全会十六个代表所领导的全国各地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党部和党团。一面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团——由十九个人所领导的李立三派及陈绍禹派的小组织。”筹备处甚至认为罗章龙等不够勇敢，建议“非常委员会”宣布代行中央职权：“1、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应立刻公开号召全党，它是目前党的最高领导机关。2、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应确定执行中央临时政治局职权，制定各项决议，领导全国工作，统一全国斗争，并迅速准备全国紧急会议的召集。”[119]

筹备处在支持“非常委员会”的同时也要求经费支持，2月10日给“非常委员会”写信：“紧急会议的筹备及陕西去人都万分急需经费，此间零星接待万难维持，望急设法寄款为要，并望即批准预算”。[120]筹备处确实派人去了陕西，本来陕西省委接到中央四中全会文件后，已经于2月15日决议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但是从山西来的筹备处代表到达并报告后，陕西省委又“开始动摇犹豫了，由常委会又成立一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参加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到3月2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又转向拥护四中全会，回到中共中央旗下。[121]

1月底，徐兰芝、陈原道、贺昌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2月6日召集会议并决议成立河北省临时省委，同时宣布“解散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行动的筹备处组织及天津临时市委”。[122]河北临时省委以徐兰芝为书记，陈原道为组织部长，和原省委成员阮啸仙、余泽鸿等一起与筹备处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月18日临时省委决议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之党籍，2月24日又开除吴华梓党籍。

在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罗章龙等“派张金刃、韩麟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赢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磷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123]这位负责同志，就是回来不久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他于2月下旬在天津召集“北方区紧急会议”，一定程度稳定了北方党组织。[124]但是，一直到三月份，虽然河北临时省委逐渐占据优势，一些参加过筹备处活动的人开始回到党内，但是筹备处还在继续活动。

4月8日，双方的斗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在狂热的党内斗争中，秘密工作规则被打破，人心动荡之中也很容易出叛徒。当天河北临时省委召开常委全体会议，同一天筹备处也召集秘密会议。国民党天津公安局显然获得了准确情报，同时搜捕了两处会场，逮捕了河北临时省委徐兰芝、陈原道等13人，也逮捕了紧急会议筹备处张金刃、吴华梓等11人。[125]筹备处遭到破获之后无力重建，基本覆灭；而河北临时省委虽然迁往北平之后重新建立，但下层组织经过这番大动荡之后也损失惨重、所剩无几。据杨纤如回忆，当时北平基层党组织主要是在各大学。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北大支部整个瓦解了”，有的跟筹备处跑，有的消极了。当杨受命恢复组织时，有人伤感于党内斗争的翻脸无情，表示只想安心读书，有人说暗探时常出没不要再来，有人三言两语打发，有人甚至直接将其推出门外。[126]华北党组织元气大伤，短期内很难恢复了。

东北党组织受到分裂活动的影响也比较大。1931年1月下旬，唐宏经和徐文雅夫妇回到沈阳进行分裂活动，但是受到了满洲省委的抵制，“省委已严厉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组织关系，指斥他们的错误，反对他们这种活动，禁止他们在满洲党内作任何活动。”[127]但是唐宏经在北满有深厚基础，到哈尔滨后“领导特委一部分同志组织第二特委，占据党的机关，拒绝同志参加会议”，并且影响了共青团的张豁然采取同一立场。[128]虽然满洲省委开除了唐宏经等人的党籍，但是自身损失也很大，“哈尔滨从前听说有七个士兵支部，但都是把持在右倾小组织的分子手里，所以现在一个也没有了。”[129]

在上海失败后，罗章龙1931年春季亲自到哈尔滨，此时唐宏经虽已被捕，但反对派仍有一些基础。罗章龙准备利用士兵支部策划兵变，但没有成功。据他回忆：“文虎与当地非委在哈尔滨军事策划布置已有头绪，但事为罗登贤所侦知，便极力从中加以破坏”，“因此当丁超得知部下有异图时，便采用严厉镇压手段，将军中地下党组织主持人捕去，更利用哈尔滨投敌的中共党员作眼线，继续破坏非委的组织”。[130]

分裂活动对南方影响不大，李震瀛以全总巡视员身份到香港后，遭到了广东省委的冷遇。据广东省委2月1日给中央的信，广东省委与李谈话并看了全总文件后，决定“省委未有接到中央已开四中全会通告及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前，省委对四中全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决议无从讨论”，全总文件“不发到各级党部，对全总党团的意见在未接到四中全会的通告和决议以前亦不应讨论。”[131]

（四）罗章龙尝试影响苏区但没有成功

“非常委员会”还曾试图通过“苏准会”对苏区党组织发挥影响。中共原计划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苏准会”是为全国苏维埃大会制定文件的筹备会，有各苏区代表参加。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和党团书记李求实都是反对派骨干，很多苏区代表受到了罗章龙派的影响，1月7日《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也提出“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和全总1月1日决议立场一致。[132]“在四中全会党内斗争期间，苏准会代表首先在反四中全会提纲文件上签名赞成，并立即加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非委成员之一”。[133]

罗章龙还试图利用和各苏区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进行分裂活动。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重要工作，和各个苏区的领导人都比较熟悉，他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湘鄂西苏区的夏曦、贺龙、贺锦斋都写了信，试图拉拢他们支持自己的分裂立场。

毛泽东是和罗章龙私交最深的苏区领导人，他们在长沙共同创建新民学会，在北京游学期间更是一个锅吃饭、一张床睡觉，是年轻时的亲密朋友。罗章龙另立中央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说当时作为堂堂之党，正正之旗的中共中央及全党，对此竟万马齐喑嘿无声，不加评论，不加抨击，不仅宁非咄咄怪事！如果是这样下去，不仅是中国革命蒙上奇耻大辱，而且适足以证明全党无人了！这难道是无关轻重的小事，可以坐视不理吗？！”罗章龙称赞毛泽东“对革命忠心耿耿，疾恶如仇，是党的中流砥柱”，希望毛“对此小撮坏人篡夺行径，毁党叛革命奸谋”，“奋起反击，树之风声则群小慑服，全体党员闻风响应”。[134]但毛泽东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毫不客气地批评罗章龙过分在意“鸡虫得失小节”，表示自己“决不预闻个人恩怨门户之私。”[135]

罗章龙与张国焘私交也很深，两人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共同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又一起在中央共事很久。但是，当张国焘回国后试图劝说罗章龙时，罗一直避而不见，也许他在何孟雄等被捕牺牲后，担心遭到暗算。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张国焘提到，当时远东局代表波兰人（应该指雷利斯基）确实曾提出暗杀罗章龙。[136]不过后来在张国焘夫人杨子烈来访之后，罗章龙给已去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写了一封信，希望张国焘“反戈一击，肃清内奸”，同时希望张重用受自己影响的苏准会代表，“郑芹瑞、钱伯符、曾中圣、徐朋云诸同志均属革命英才，应加垂青，予以爱护”。[137]

罗章龙给湘鄂西领导人贺龙、贺锦斋、夏曦也写了信。信中说：“湘鄂西出席苏准会代表团已会毕返原防驻地，此间近日情况当由他们当面转，一切请按非委‘提纲’施行。”[138]夏曦与罗章龙在参与湖南新民学会时就比较熟悉，四中全会后曾经受命去劝说罗章龙。夏曦前往湘鄂西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后，罗章龙给夏曦的信中说：“石庐见访，倾谈竟日，非委提纲已蒙理解”；“德昌为人极为明白通达，智勇兼资，缓急可以相助”；希望夏曦“挥兵靖难，拨乱反正”。[139]

但是，罗章龙这些对苏区领导人的分化都没有成功。“非常委员会”既要面对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残酷镇压，又要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分化瓦解，他们拥有的资源极为有限，逐渐力不从心，分崩离析。共产国际对中共处于支配地位，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经费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反对派拒绝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很快被断绝了生活补助费，他们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政治活动更难开展。据非委女工部长张金保回忆：“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由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有的卖光了自己家中有限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睡在地板上，经常饿肚子，有的只好到救济难民的地方去喝一点施粥度日。我则依靠金泽霖沿街叫卖瓜子、小孩玩具来维持生活。”[140]

罗章龙在东北活动一年，逐渐在哈尔滨也难以立足，1932年潜回上海。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群众运动出现复兴之势，他也曾尝试重整旗鼓，但收效不大，于1933年4月被捕。[141]罗章龙被蔡元培保释出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退出了政治生活。先后参加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中，罗章龙、李震瀛、邱泮林脱离政治活动；张金保、唐宏经1940年代重新回到中共，史文彬也想重回中共，但病死在去延安的路上；张金刃1932年曾一度恢复党籍，但1933年被再次开除，他继续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中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被国民党杀害；张昆弟死于湘鄂西肃反；王仲一病死在国民党狱中；更多的人包括徐锡根、王克全、余飞、沈先定、许畏三、吴雨铭、韩连会、袁乃祥等则对革命前途绝望，被捕后成了叛徒，他们的特务活动给中共白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

反对派虽然走向了失败，但是失去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工运骨干，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说：“党和工会完全脱离了群众。我们同工人罢工和日常斗争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薄弱。我们不能认真地开展某种运动，不能动员基层组织进行工作。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其领导已经重新改组）很快就失去了会员。例如，上海如今才600名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比党员还少。”[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