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

五、余论

中共是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但民主和集中本是一对矛盾，何时应该民主，何时应该集中，是始终需要面对的难题。中共六大之后强调民主，但引发了很多混乱，于是转向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但中共当时并没有成熟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李立三等集中权力以后，却推行脱离现实的空想冒险政策，造成惨重损失。据张国焘说，“本来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希望他“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1931年特别“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143]周恩来有自知之明，瞿秋白是个书生，结果六届三中全会不但没能完全纠正立三路线，反而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李维汉、贺昌等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继续压制不同意见，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仍然难以获得全党的信任和尊重。

罗章龙、何孟雄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思想。在1921年中共建党之初，何孟雄本来接近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集权，当罗章龙劝他加入时，他特别强调“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罗章龙当时回答：“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144]这段对话可以看成后来另立中央的思想源头。1930年他们这一群人对李立三等拙劣的、灾难性的集权领导非常不满，希望通过党内民主改组领导机构，这甚至一度得到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某种程度的认可，所以才有九十六号通告的发布。但当时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党内民主是受限制的，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提供了中共中央绝大部分经费，中共党内民主最后还是要集中于共产国际。罗章龙等的要求被独断专行的米夫拒绝后，愤而走向组织决裂。但等待他们的是白色恐怖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当中有的心灰意冷、退出了政治活动，更多的被捕后成了叛徒，帮助国民党抓捕昔日同志，中共组织也因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在中共组织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中国建立的全新组织，初期并不成熟，既没有产生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也很难说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经常陷入内部混乱之中，共产国际是当时全党公认的唯一权威，在中共组织的稳定和建设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情终究隔膜，对不熟悉的中国领导人不信任，无论是六大选拔大量工人干部进入中央，还是六届四中全会后重用留苏学生，都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远东局领导米夫只有29岁，不够成熟老练，也是导致六届四中全会后发生组织分裂的原因。在米夫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1930年12月中旬对反对派让步过大，几乎是缴械投降，自陷于被动地位。当反对派的民主热情被激发起来，米夫却没有耐心与之充分沟通，只是居高临下的强制命令，仓促召开四中全会，体现了其傲慢自大和对中国干部的轻视。另外，他过于急切地把毫无经验和功绩的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提拔到领导岗位，是难以服众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仍年轻幼稚，但也已有十年斗争历史，领导了规模巨大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其中涌现出不少有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的领导人。王明等人才二十多岁，回国工作只有一年多，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杰出才能，也没有显赫功绩。对于罗章龙、何孟雄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干部来说，很难心悦诚服地接受王明等的领导，这和后来毛泽东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的愤怒情绪是一样的。

米夫不惜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把得意门生王明扶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地位。但是，无论是王明，还是后来在中央苏区实际掌权的博古，很难说他们有独立的政治思想、有自己的路线。正如罗章龙、何孟雄等批评的，他们只是些毫无经验的年轻学生，他们只会写点文章，而且是写一些他们自己都不太明白的文章，以他们的才能和威望根本不可能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他们完全是共产国际特别的米夫强加给中共的听话的代理人。王明、博古自己也认为他们只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1931-1934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实际就是共产国际试图通过王明等留苏学生严格控制中共的时期。

[1]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1期。

[3]曹仲彬：《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出席人数问题》，《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3期。

[4]李海文：《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

[5]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6]戴茂林：《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11期。

[7]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8]卢庆洪：《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文史精华》2008年8期。

[9] 黄理文：《1930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28页。

[10]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11] 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2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76页。

[1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3]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3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84、585页。

[14] 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9月1日），《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15] 《江南省委关于部分改组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0年12月23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第544页。

[16]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213页。

[17]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930年9月8日），《何孟雄文集》，第186页。

[18]何孟雄：《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的发言》（1930年9月12日），《何孟雄文集》，第186页。

[19] 《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465页。

[20] 《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478-479页。

[21] 瞿秋白：《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528页。

[22]瞿秋白：《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520页。

[23] 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930年10月5日），《何孟雄文集》，第190页。

[24] 《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1930年7月29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235页。

[25]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352页。

[26]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360页。

[27]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52页。

[2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461页。

[29]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1930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362页。

[3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458、459页。

[31] 《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1930年12月1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744页。

[3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2月2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02、503页。

[33]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1930年1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49-450页。

[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2月1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25、529页。

[35] 林育南：《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罗章龙回忆录》（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451页。说明：《罗章龙回忆录》中不准确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须非常小心，尽可能用其他资料核对，回忆录附录里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

[36]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77页。

[37] 中共中央《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1930年12月16日），《何孟雄文集》，第215-216页。

[38] 《中共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九十六号）》（1930年12月2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747、748页。

[39]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1931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8-19页。

[40]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批判资料》1972年5月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馆藏，第18页。

[41] 《江南省委关于部分改组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0年12月23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第543页。

[42]《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形势与工作状况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1985年，第251页。

[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65、566页。

[44]《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资料汇编》（文革时期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收藏，第4-5页。

[45] 《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北方局组织的决定》（1930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