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得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一）

五、党内的严重斗争和分歧是一个客观存在

毋庸讳言，中共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和团结的党；也毋庸讳言，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中共党内是存在严重的分歧和路线斗争的。那种将文革17年前的历史描述为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对历史的讽刺，那种否定党内的路线斗争、否定党内严重的分歧、否定党内严重的分歧和路线斗争相互交错、纠缠在一起的观念同样是对历史的嘲弄。应该实事求是，还那段党内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历史事件表明党内事实上存在严重的斗争和分歧      

历史的问题必须回到本身，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文革17年前的一些历史事件。

1、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争论。中国革命是逐步胜利的。1950年、1951年，中共党内就开始了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争论。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不仅早就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出现了阶级分化，也出现了互助组和合作社。新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东北局书记高岗明确主张农民互助合作，抑制农村两极分化。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而华北局反对山西省委的主张。刘少奇未经请示中央同意就表明支持华北局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并以此“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是错误的，提出先上农民个体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富农经济也让他发展，先农业机械化再农业集体化。毛泽东则鲜明地支持了东北局和山西省委的意见，以为西方资本主义能够依靠工场分工就形成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则中国农村的合作社也能形成性的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制。（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决策与事件回顾》）提出“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自然，毛泽东科学的见解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2、关于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历史上的武训是满清政府的奴才，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斗志的代表人物，是满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的帮凶。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被刻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典型；这样的一部电影，竟获得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核心领导人的拍手叫好。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以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并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直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47页）而失去批判能力和向反动思想投降的竟有相当的党的核心干部！这实质是毛泽东文化革命主张的雏形，而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张并没有为党内同志理解和贯彻。

3、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争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之前是有过激烈的争论的。早在1951年，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时间很长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要让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要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因为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批驳了刘少奇的观念，以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提法不明确，“确保私有财产”是错误的。在批驳刘少奇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自然成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

 4、关于“新税制”的争论。1953年，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在未经充分讨论并未经中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社会公布实行。陈云经过分析，认为这个新税制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公私一律平等”；一是变更纳税环节。（马建波：《光辉的理论伟大的实践》）毛泽东则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新税制离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有利于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毛泽东对薄一波的批判，实际暗含对刘少奇的批评，因为新税制的指导思想分明是刘少奇的思想。（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5、关于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同盟，是他们咎由自取。但高饶结成反党联盟，表明共产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是有严重的政治斗争的，任何否定党内斗争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6、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争论。从1953年开始，中国农村就开始了稳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掀起了高潮。中国农村实行合作化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抵挡不了也不敢抵挡。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达成了共识，但在发展的速度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毛泽东认为，他们“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后来合作化的发展不仅出乎邓子恢的意料，而且也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只用两年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合作化了。合作化速度问题的分歧表面上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争论。（水陆洲：《文革简论》）

7、关于“反右”斗争。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节节胜利使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翘起了尾巴、骄傲了起来，滋长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为了端正党的作风，毛泽东决定在中共党内开展整风，以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决定开门整风，发动党内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以帮助共产党整党。在整风初期，我党虚心听取各界的意见，改正自己的缺点，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使整风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妄图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根源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估计——右派占知识分子的比例不过是百分之一、二、三也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党中央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划了占知识分子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造成反右严重的扩大化。 

8、关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分歧和争论。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实现总路线，毛泽东、党中央将大跃进推向了高潮并推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三面红旗”。“三面红旗”中，毛泽东认为总路线是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实的，因此，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既有区别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个时期的成绩和错误也是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确的一面，按照《决议》的说法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普遍愿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实际是较大地推进了中国化的进程，极大地推进了农业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按照农民的话说是“喝的是大跃进的水。”“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决议》概括的大跃进的错误应该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三年困难时期”后来被西方和中国反动公知们渲染为人类和平时期最大的饿死人的灾难，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罪魁祸首。这就不能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稍详述之，稍加辨之。

 （1）大跃进的兴起、发展与纠“左”。所谓大跃进，就是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目标，掀起的工业、农业，文化科技诸方面的赶超运动，主要是工农业生产的赶超运动。 1957年冬，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是为大跃进之始。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加剧了经济的冒进。随后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不断革命”，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县以上各级党委抓经济工作和经济计划工作的内容，还提出了一套领导工作方法，被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但大跃进的一些做法直接违背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规定。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反对教条的主张，针对已出现的盲目蛮干、互相攀比，毛泽东又重新头脑要冷静，做事要留有余地。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全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标志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比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指标普遍高出一倍左右。会后工业、农业工作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主要表现是钢铁指标的不断提高和各地不顾实际的大办工业，在农业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农业产量的严重浮夸，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为之推泼助澜。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根据浮夸、虚假的数据，作出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更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造成全民大炼钢铁，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二是以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命令风、浮夸风为内容是“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不唯如此，更在一级比一级头脑发热。1958年秋，毛泽东觉察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逐步提出了纠“左”的措施。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学习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发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理论观念，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对统一调拨产品、资金、劳力的否定，对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的批评，对混淆两种所有制、两种社会制度的批评等。会后，毛泽东建议党的核心成员继续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本书，以从理论上搞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同月的武昌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急于过渡的思想，提出要压缩空气，坚决调整一些过高的指标，提出反对弄虚作假和反对将科学当迷信破除。1959年3月-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调低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中最重要的是钢产量指标，最后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为1300吨的建议。工业的大跃进与此告一段落，农业的大跃进则随着农业体制的起伏而起伏。不唯如此，更在一级比一级头脑发热。工业的大跃进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宝钢、大庆等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工业大跃进的教训更是深刻的。农业大跃进也应作如是看。大跃进运动深刻的教训，主要来源于违背经济规律，来源于党的各级领导的头脑发热。如果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发烧38°C的话，党中央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就高烧40°C，而相当的地方诸侯则高烧42°C，以至在大跃进运动中，受了惩罚、吃了大亏。

 （2）人民公社的兴起、发展与纠“左”。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4月，广州会议前，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和薄一波就在火车上吹过人民公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谈到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三纯”，实际上又明确指出人民公社为集体所有制，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面所有制的界限，但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执行。1958年11月—12月的郑州、武昌会议明确划清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两个界限，并多次批评了虚报浮夸风，开始了纠“左”的进程，而此时刘少奇、邓水平等人却对所放的粮食产量“卫星”交加称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1959年3月，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确定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1959年4月，写《党内通信》，直斥“五风”问题，要求唱低调，依照实际情况办事。1959年7月22日前的庐山会议实际是一个全面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所犯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风“五风”的会议，连彭德怀都认为“左”的错误已基本纠正过来了，可是彭德怀等人却主张追究“左”倾促进派人员的责任，并进而出现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情绪和倾向，1959年7月23日后的庐山会议全面转向，由纠“左”转向反右，导致“左”的错误又蔓延了近三年时间，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1961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从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小）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得以基本确定。1962年，农村刮起“单干风”，当时六个政治局常委有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四个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为是度过经济困难的最佳办法——陈云认为，实行单干，可以五年之内好转，坚持集体，至少八年；而刘少奇一直到1965年还认为，首先得机械化，然后才能集体化，没有机械化，就没有集体化（袁宝华的回忆）——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触犯了毛泽东的底线——因而毛泽东否定了这股“单干风”。经过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体制才得以根本确立。（参见郭建波：《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9、关于反击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其实是一次纠“左”的会议，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左”的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可是，彭德怀上得山来却要继续纠“左”。毛泽东开始只是对两种倾向的人，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犯了错误的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怀疑的人各打五十大板以息事宁人，可是彭德怀等人不依不饶，要处理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并进而滑向否定“三面红旗”，这就触犯了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正确的底线，彭德怀等四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时促使党内那些大跃进“促进派”们强劲反弹，继续“左”的错误，从而彻底毁掉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成果，导致1959年、1960年，高指标、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人民陷入绝对贫困和严重饥饿。 

10、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分歧和争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我国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主要在部分农村开展。毛泽东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而刘少奇却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交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因而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农村“四不清”的问题。在方法上，毛泽东认为不要将农村基层干部讲得一团漆黑，不要将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要紧密地依靠贫下中农；而刘少奇则采取“桃园经验”，以干部大兵团作战夺基层干部的权来解决问题。甚至连毛泽东插话都不给机会，弄得毛泽东只好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以争取开会和发言的权利——毛泽东、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严重分歧，成为毛刘分道扬镳的直接导火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