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我1931 年5 月8 日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 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之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贩买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儿，1930 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十七岁，她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 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清最后的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人。他1929 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戚继光是我的先祖，知道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讲解我也还是不懂，当时对我有诱惑力的是摆在那里的点心，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能吃到点心。祖父原来想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 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中举这条路对他来说断了，我父亲只能养家糊口，光宗耀祖是不可能了，祖父实际上是希望我将来会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我关于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那次在海边玩耍，看到海祭却不知道那是干啥。那是在我大约5、6 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还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灵却是经受一次极大的震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山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的预感，祭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 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给的学前启蒙教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奖励。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事情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的老师。

那一年戚氏大族长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也是独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去参加了。在大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就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日本人会找我们戚家麻烦，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几百年的世仇……，戚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我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占领整个中国，但大族长的讲话对于戚氏一族的人来说是真有用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军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宣战，又惦记妻子、儿女，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就是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宝。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变卖了，能送人的送人了，告别亲友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从威海到烟台要坐长途汽车，我晕车，走到半路就呕吐了。当时，沿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才没有被赶下去。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 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读书，还经常从那里借书，文学、历史、地图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觉得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追求真理：从懵懂的少年学子到意气风发的青年地下党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件，1943 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 号。从南市到西城小学，没有公共汽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说，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上，离我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学的学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不怕，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就妈妈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周，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骂汉奸“穿个皮鞋嘎嘎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上训育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中国” ，“汪（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么样救中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周姓训育员任的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

1945 年8 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