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工人贵族

有必要回顾，列宁的分析是尝试解释第二国际崩溃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加强他从这个分析所导出的政治论断。列宁首先论证，「因为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仅只代表无产阶级的少数，革命者必须“更深入的走进底层，走向真正的群众”」。其次是——资产阶级劳工政党，目前已无可挽回的把自己卖给了资产阶级，而且这流派既不会在革命之前消失，也不可能以某种方式回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来。然而，在马克斯主义受到欢迎的工人间，他们仍会以马克思之名起誓赌咒。因此，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劳工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市侩（puilistine）倾向之间，革命者必须拒绝虚矫的团结。简而言之，国际的运动必须分裂，如此则一个共产主义的劳工运动，才可以取代社会民主党那类的运动。

虽说这个结论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然而，支持这个论断的分析却可更普遍的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论述的某种模糊性，也无须太过仔细的加以检视。因为它是特定政治论辩以及更广泛分析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看到列宁自己也把其中的某些区块视为次要的而放置一旁。虽然如此，这论述的某个部分也确实是模糊暧昧的。这其中大部分的难题出自于，列宁坚持——相对于不被“资产阶级的体面”污染的群众，劳工阶级堕落腐化的部分是/并且只能是少数，而这些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诉求的对象。列宁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战略的本质。

列宁“工人贵族论”的模糊暧昧有如下的几点：

首先：腐化堕落的少数，即使在列宁的假设中，也有可能是工人阶级中为数不小的部分，甚至是组织化的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尽管像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或1914年德国的劳工组织，数量只达无阶级的20％（这是列宁举的例子），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在政治上就无所作为。列宁因为太过实际以致无法做出这样的论断。因此，他的论述里遂有某种的含糊。不是劳工贵族的身分，而是一个阶层在经济上投向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究竟是哪个阶层并不清楚。列宁特别提到的工人类型是改良主义劳工运动中的官员、政客……等等。这些确实是腐化堕落，有时甚至公然卖给资产阶级的少数—极少数，但是为何他们能命令部属支持他们的问题却没有讨论。

其次：工人群众的地位也有某种暧昧。虽然明显的存在一个，列宁认为是机会主义根基的市场垄断的剥削机制。但是，这个机制运作的方式不能把利润仅仅限制在工人阶级的某个阶层。有足够理由假设--在特定国家的工人和它们的资本家之间存在一个与其他的国家相对立的类似联盟的东西。这假设也就隐含着有某种利润给予所有工人阶级，虽然很明显的在工人之间，组织良好，战略强大的工人贵族分润的较多。

19世纪垄断世界的英国资本主义，在给予工人贵族大量利益的时候，的确也曾经提供微不足道的利润与无产阶级的低下阶层。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放任政策、通货膨胀的状况下，除了市场没有别的机制（包括少数无产阶级团体能够使用的集体谈判），可以把世界垄断的利益分配给英国工人的缘故。

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再如此。托拉斯、价格保证、联盟……等等，确实提供了一个的分配手段，给受影响的工人阶级更普遍的让步。而且像列宁察觉的，国家的脚色也有了变化。劳合乔治主义（Lioyd Georgeism）的社会改良形式（保险……等等），目的在于保留相当大量的残羹给顺从的工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有最具见地的讨论）。明显可见的，这样的改良将给予非贵族工人的利益，相对的多过已经安逸服贴的工人贵族。

最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论证，一小撮最富裕的特权国家，转变为其他人类群体的寄生虫。也就是，变成剥削者的集团。列宁并且指出，世界被分割成剥削与无产阶级国家。但是，那个集体剥削的利润分配能够完全限制在大都会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吗？列宁很敏锐的察觉到原始罗马帝国的无产阶级是集体的寄生阶级。写于1907年的斯图加特国际会议（stuttgart congr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列宁观察到：

那些一无所有也毫无作为的阶级，无法推翻剥削者，唯有支撑全体社会的无产阶级能成功实现社会革命。此刻，我们看到从广阔的殖民政策产生的欧洲无产阶级，部分达到这样的状态，也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不是他们，而是实际上受奴役的殖民地人民，这种环境制造了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染上了殖民沙文主义，当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认知这罪恶并且理解其成因……（注二）。

马克思经常提及西斯蒙第（Sismondi）很重要的说法，大意是，古代的无产阶级以牺牲社会代价为生。相反的，现代社会以牺牲无产阶级而活。（1907）

9年之后，在稍晚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的讨论脉络中，列宁再度回顾了“罗马无产阶级赖牺牲社会为代价而活”的观点。

列宁对修正主义社会根源的分析，经常表现为好像仅仅在处理工人贵族形成的问题而已。当然，列宁在他的分析中强调这个面向远超过其他部分是无可否认的，并且为了政治论辩的目的，几乎排除了任何其他的论域。很明显的，列宁不愿接着分析其他的部分，似乎这部分与彼时他倾全力关注要去完成的政治观点无关。然而，仔细地阅读他的作品，这问题的其他领域他确实也考虑到了，而且他也察觉了 “工人贵族” 过度片面的分析路径的某些难题。今天，当有可能将列宁永久适切的论述与反映他论述的限制或特定政治情况的需要区隔开来时，我们就可以从历史的视野理解他的作品。

如果我们试着用这样的历史视野判断“工人贵族”的著作，我们便可以恰当的论断，列宁1914——1916的作品相较于从《怎么办？》之后到《1920农业问题论纲初稿》持续探索的深刻的思考路径是稍嫌粗陋的。事实上，虽然许多工人贵族的分析也适用于帝国主义的时期，然而，形成列宁对这个主题思考基础的古典的19世纪英国模型，至少对1914年英国劳工运动的修正主义，却不再能够提供正确的指导，虽然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在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期，“工人贵族”可能位居顶峰。

另外一方面，关于工联运动中自发性与自私的经济主义的危险，虽然被19世纪末英国工人贵族的历史事例所阐明，列宁更全面的论证，仍然保有全部的力量。

这确实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不朽、永恒璀璨的贡献之一。

注一：人民出版社列宁选集第二卷，文章的全名《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注二：人民出版社1960年列宁选集第一卷《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没有这个段落。

范振国译2017/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