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四、结论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虽然只是当时农村所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福利设施之一，却展现了国家将琐碎的日常生活转变为公共事务的议程。幼儿园不仅要照料儿童的生活日常，更是肩负着教育儿童的重任。抚育儿童本是属于家庭的任务，经过社会化之后，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责任。与此同时，抚育儿童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变革着整个乡村社会。幼儿园的设立重塑了农村儿童、母亲、幼儿园教师等群体的生活。

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央、基层甚至农村妇女自身都认同了幼儿园对于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将抚育幼儿这一属于“再生产”领域的任务社会化，大大减轻了妇女积极加入“生产”的顾虑。农村妇女通过积极参加社会劳动，既服务了国家，也提高了自身地位。妇女解放思想同大跃进的实际相互配合成为一套互动的话语：基层以及参与其中的女性，一方面感受到实际劳作的压力，因而迫切需要幼儿园的建立；另一方面，妇女解放显然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光荣感并为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提供依据。然而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国家更注重选取同大跃进实际相配合的部分，而有意淡化了其他内容，比如妇女解放思想中对于妇女自身的保护以及对于女性特质的考虑等。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规划外，生产的实际需求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正是因为国家在整体战略上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保证了妇女解放能够顺利向下传达，农村幼儿园得以快速高效地推进。

通过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国家重新调整了女性在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积极参与农村幼儿的抚育。一方面来说，农村妇女被鼓励参与社会劳动，抚育儿童的再生产任务不应成为其生活的负担，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细节不再是母爱表达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抚育儿童任务的社会化，以及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视，对于幼儿的照料和教育成为了一项生产任务。大跃进时期的渑池，幼儿园教师无一例外由女性担任，因此育儿的任务仍然被定义为女性的劳动。幼儿园在农村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也使得幼儿园老师成为备受尊重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为这些女性的生活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幼儿园”作为集体建立的教育机构，将长久以来较为忽视的幼儿教育变为现实，深刻变革了儿童的生活。虽受迫切的生产需求和落后的物质条件限制，集体制度为幼儿园的建立倾斜了大量的关注和资源，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福利措施中的一环，服务于集体制度，也仰赖于集体制度。儿童在农村幼儿园中的学习、游戏。这些关于集体生活的记忆持续到当下。当年的儿童通过幼儿园也确实获得了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些都是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有限但不可忽略的能动性的体现。

当然，当农村集体化程度退化的时候，缺乏外力支持的幼儿园也就不得不面临消亡。国家将集体生活福利体系判定为激进的体现，幼儿园自然也就成为激进的产物，而并不过多顾及农村家长和儿童的实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大部分农村地区又重新出现了幼儿园这一抚幼组织，虽然分享了大跃进时期相似的名称，精神实质却已截然不同。当下幼儿园所代表的市场介入，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的实践中尚未出现。在城市化作用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愈演愈烈，抚育儿童中的家庭安排和国家责任都值得重新探讨。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实践，兴许能够为当下关于农村抚幼的探讨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