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形式和方法

罗斯托夫罢工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工人当时对政治宣传抱敌视情结。罢工者甚至提出一个条件说，如果要让他们“纠缠到政治里去”，他们就复工。因此在最初几天曾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为什么我们要发表政治性演说?”但当到会群众了解到不仅必须进行经济斗争，而且也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就注意地听演说人的演讲了。 群众对演说人的最后一句话“打倒专制制度”，起先反应还有点吞吞吐吐，后来就报之以一致的口号表示赞同：“政治自由万岁！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万岁！要求公正的法律，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03年夏天巴库罢工的情景和这也差不多。在巴库，当时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人自三千至两三万不等。当时通讯员给“火星报”报导：“人群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演说人的话，甘心情愿地听他，昨天还是循规蹈矩的人，今天也讲了话，大喊大嚷地发表了演说， 他们现在所说的那些话，是平常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咬着耳朵说都要害怕的。”

星期日那天在沃尔克斗附近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参加者有四五千人。政治性演说发表了七个之多。同一时间，在巴拉黄也举行了有15，000人参加的集会。人们提出的要求以及说的话是：八小时工作制，开办学校、民众剧院和医院，提高工资20%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自然都不能不牵涉到劳动群众和专制政府的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不关系到群众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情态度。在这些曰 子里，根据记者报导，在街道上很少遇见只有四五百人聚在一起听演说或听人读宣言的。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并不是任何的罢工都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形式。只有当罢工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时候，罢工才是这种形式。经济派、机会主义者所领导的罢工，就不会是这种形式。 这样的罢工只是工联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内容结果是另外一种性质——工联主义的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

只有当罢工作为反压迫者斗争的形式之一辩证地发展着并转入新的形式即转为政治罢工、政治性示威游行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列宁指出，罢工不可能是使工人得到政治解放的手段。罢工只是劳动与资本作斗争的必要手段。

列宁一向强调恩格斯的这句话：“罢工对工人来说是军事学校， 使工人准备好去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了。”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列宁在给“北方区联盟”的纲领提意见的时候曾经说过：“第14条把经济鼓动的内容和任务规定得太狭窄了。经济鼓动不仅只有罢工。我们需要‘良好条件’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发展，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罢工时的‘积极作用’不仅只是去鼓动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应当一贯利用罢工(以及一般的经济鼓动)去鼓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后来又过了很久，列宁在“革命罢工及街头示威之发展”这篇论文中论述了罢工的辩证发展道路，同时并着重指出了罢工是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形式之一，是吸引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手段。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手段就是革命罢工，它坚决顽强，由此地转到彼地，从东部转到西部，再接再厉;以罢工改善经济生活的斗争将落后者鼓动起来去追求新的生活；罢工斥责并打击沙皇 制度任何一个突出的强暴、专横与犯罪的行为；罢工再成为游行示威，它在首都的街道上飘扬起红旗，把革命演说和革命口号传到‘群氓’中去，即传到人民群众中去。”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下一个必然形式，也是包罗较广的一个形式，就是游行示威。所以说是必然，是因为游行示威是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本身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愤慨情绪不断增长， 经验不断增多，勇敢精神不断加强的结果”。

街头游行示威优越的地方是：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能够大胆散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

游行示威不仅以明显的例证使工人阶级深信自己有战无不胜的力量，而且也培养起能够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变为现实的信心。当游行示威还是赤手空拳加石头的时候，就把沙皇政府的保护者从前进的道路上扫除，于是也就令人深信：一旦游行示威有枪支在手，就会很容易地制服住压迫者的。在游行示威时，群众在政治上成熟得更快，他们跟在觉悟工人的后面喊起“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口号来，——这样他们就从那种千百年间根深蒂固的奴隶般的沉默和顺从中解放出来了。

从参加这个时期在彼得堡、梯弗里斯、下新城、托姆斯克、罗斯托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及其他许多域市中举行的游行示威的人所作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游行示威具有何等巨大的教育意义。

1901年，在下新城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当局驱逐作家高尔基。在第13期“火星报”上刊载的一篇通讯中叙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们在护送高尔基时如何高唱革命歌曲：“我们不要旧世界”，“勇敢起来，朋友们，不要在困难的战斗中丧失朝气”，“你牺牲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他们高呼口号：“言论自由万岁！”“专制制度死亡吧”。

示威者在护送高尔基走后，就在大街上游行，向群众传播自由的革命言论。这篇通讯的作者叙述道：“电车停下来了，于是就有人向乘客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在剧院对面的广场上，从人群中又发出了喊声：‘高尔基被驱逐了！ ’人行道上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为什么？’ ——‘为了言论自由！为了真理！整个现存制度死亡罢’等等。在杜马附近，队伍停了下来，演说人说明了为什么举行游行示威。一个大学生当场诵读起‘专制在崩溃，人民要起来，你强大的、自由的、有力的人民。’”

另一篇通讯报导了叶加特林斯拉夫的游行示威，报导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游行队伍走过街道的时候，“阳台上和人行道上的人们对 ‘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口号报之以鼓掌。而哥萨克骑兵甚至鞭打践踏起等候换乘电车的人们来”。

彼得堡的通讯员报导，我亲自听到公众对警察的愤恨表示。有好几次我都听见人们说：‘工人不过三四百人，而警察和军队差不多多了一倍’，末了兵士也来了，于是又听到：‘我们这里总是这样，还没有聚上一小堆工人，而警察说到就到，三个对一个’。”

社会上一切有反政府情绪的阶层，就是这样逐渐受到启发，被吸引到反对警察专横的共同事业中来的，始而同情示威者，后来就仇视和愤恨现存制度，站到反对专制制度的积极战士的队伍里来。

在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除了喊口号、自由地表达思想之外，还散发传单、小册子。通过这些传单和小册子，政治思想灌输到那些对政治抱旁观态度的人们的意识中去。

1907年4月27日在梯弗里斯举行五月游行示威的时候，工人们散发了一种纸片，上面印着普希金的颂歌“自由颂”中的几行诗：

“专横残暴的凶手！

我恨死你，你的宝座；

我将欢腾鼓舞地去看，

你的灭亡，子孙死绝，

在你的脸上分明印着，

人民的咒诅，

你是世界的灾星，大自然的耻辱，

为了你真该把神灵骂够。”

正如“火星报”所说，最初的游行示威是人数不多的“英雄”在“群氓”观看下的游行示威。当时，“英雄”举着红旗游行，勇敢地高呼“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而“群氓”起初或者是默然表示同情，或者是义形于色，低声谈论。这仅仅是划分力量——看谁赞成工人，谁赞成警察。

在罗斯托夫游行示威以前，还没有“英雄”与“群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而罗斯托夫游行示威则是游行示威这个形式发展过程中的较高阶段。在罗斯托夫游行示威时，就有大批的、成千上万的 群众以不可遏止之势向着自觉的目标突进。“群氓”与“英雄”结合在 一起，也变成了“英雄”。

在建立工人政党时期，即从1894年至“火星报”和第2次党代表大会以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最切实有效的形式，就是发布宣言和散发传单。这并不是说，它们的作用在建党以后、在秘密和合法报纸出刊以后就变小了，不是这样，在以后许多年中，传单仍然保持着它的切实有效的作用。但在我们所硏究的这个时期，统一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不能自由印刷，无数次打算在俄国出版报纸的企图都遭到失败、任何阐明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的书刊言论和口头言论都遭到专制政府百般摧残，在这样的时候，传单和宣言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的。它们起着不受政治检查的报纸所起的作用。它们是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书籍和小册子，它们是工人阶级最初的教育者，是组织者、鼓动员和宣传员。传单从它开始出现时起就以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利益与资本家利益不可调和的精神教育着无产阶级。它们帮助工人阶级认识自己被奴役和无权利的地位集中地表述了对压迫者的愤恨和仇视，帮助工人阶级理解这种仇恨并指出摆脱困苦状况的出路。列宁称传单为“向那建立在掠夺和压迫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秩序进行战争”的萌芽形式传单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向工人运动灌输，教育工人阶级成为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和“火星报”非常成功地运用的政治揭露方法，正是在这里第一次体现为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最重要形式。

在全俄性党的秘密报纸的发展过程中，传单是第一个环节。传起初是对一个工厂、几个工厂或整个彼得堡的工人说话，后来也对农民说话，对整个社会和全国说话。列宁所拟的“斗争协会”的第一个传单，是手抄成4份，在塞棉尼科夫工厂工人中散发的（1895年1月）。

“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这个传单就已用油印印了200份。在20世纪初，当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地下印刷所的时候，传单就成千份地印出了。例如，在弗拉季高加索铁路修理工厂的罢工中，很短期间， 顿河区委员会就在罗斯托夫各阶层居民中散发了两万多份传单，标题各有不同：“论印刷节二百周年”，“论专制制度”，“政府如何掠夺人民”，“出卖人民的解放”等等。梯弗里斯委员会尽管面临着高加索居民民族成分庞杂鼓动工作困难的局面，从1901年1月至12月还是印发了 16种宣言，共19，800份，其中有七种是用俄文，八种用格鲁吉亚文，一种用阿尔明尼亚文。

萨拉托夫委员会仅仅在1903年一个冬天就散发了32，950份传单，共26种。

此外，该委员会还散发了彼得堡委员会第2 — 7号的传单和“什 幺是政治自由”的传单，共约4000份。

“火星报”把俄国境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各委员会的比较好的传单都刊登出来，以便传播经验。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则将这些传单翻印，在工人中散发。我们可以举出下面这些传单，如“告下新城全体军官书”(第17期），“告中等学校学生书”(第29期)，告民众学校，男女教员书“以及其他等等。在“告民众学校男女教员书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揭发了人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屈辱不堪的生活条件，规划了地方民众学校教员的行动纲领。

传单在质量上的提髙，也是颇为值得注意的。我们已经讲过，传单是由于列宁和“斗争协会”的活动才开始出现的。第一批传单是从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开始的，将工人们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加以明白确切的表达。这些传单暂时只是将工人对压迫者的仇恨加深。

奴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才能起来反对奴役制度。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传众中，我们都可看到指出工人困苦状况的话。在这些传单中，都讲到那些似乎工人们自己也已淸楚知道的事情，讲到工厂里12—14小时的工作日，讲到休息时间没有一定，在肮脏潮湿闷气的小屋中睡觉，讲到工厂当局的压迫，过多的罚款以及其他侮辱。所有这些事情，工人们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传单却激起他们的人的自尊，告诉他们这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牛马。努力要使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20世纪初出现的传单中。在一个传单中这样说道：“只有那没有一点人的自尊心的人，才能对我们这种状况默不作声，不去为更好的应份的生活而斗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掉的生活本来就已经比任何服苦役的人还要坏；因此，宁可为争取本身应有的生活而死去，也比默默地、怯懦地、屈辱地供养着资本家寄生虫这样生活着好些， 也比失业流浪而死或老死好些。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斗争，而我们却可以赢得很多，赢得全体劳动者的幸福自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