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 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 月30 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 月22 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与同学们的谈心，告诉了大家。5 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美国在1948 年2 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 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

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5月4 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 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三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

我接着又说：“他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

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 年5 月19 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我的学籍。在我被开除后不久，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像滚雪球一样，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党又组织全市学生，在外滩举行游行示威。顾志刚出于我的安全考虑，怕我万一被国民党抓了，放不出来了，就让人来向我交代，不要参加游行，只可旁观。这之后的一天，顾志刚来跟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已看过许多革命书籍，对共产党也有了认识，虽然有参加党的愿望，但是我没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顾志刚是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地下党一个个高高大大的，威风凛凛，年纪也很大的，比我大几倍，顾志刚与和我年纪差不多，与我想象中的地下党实在相差太远。而且，每次在运动中，他在后头出出主意，我是冲在前头，讲得比他还多，表现比他还勇敢，我被学校开除过，他也没有被开除。还有，我那时自己组装并听短波收音机，经常给他讲我听来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看过《共产党宣言》吗？你自己搞的共产党吧？共产党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组织的，它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他笑了，说：“是的，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我说，共产党要有枪的，你有枪吗？没枪。没枪你怎么是共产党？我还想有个枪呢。我看了毛主席的书，枪很重要。你没有枪，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顾志刚第一天没有说服我，第二天还跟我谈。我跟他说，你知道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吗？你知道列宁批判马尔托夫随便组党吗？共产党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像马尔托夫那样胡乱组织共产党是不行的。顾志刚那时还不知道马尔托夫，就被我说得没有话说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实话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我是学校共产党小组的组长，入党一年多了，“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见他的领导人。他说，那要入了组织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产党员，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再多了。后来何世和来跟我谈话，跟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发展历史。还说，共产党有白区，有苏区，白区的党组织后来被破坏了，毛主席又叫恢复。顾志刚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是有组织的，他不好跟你讲。何世和在理论上比顾志刚高，是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壁报上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写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黄星面对面地斗争，我很相信他。我问他：“你真是共产党啊？”他说：“真是的。”我那时认定，凡是共产党都有枪，就说：“那你能不能证明啊？有枪没有啊？”他说：“我们能有枪吗？我们不能带枪的。

毛主席讲的，我们不能随便发动暴动，在白区一般情况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讲合法斗争。他还说刘少奇有论党，那里讲了在白区要进行合法斗争。我听何世和讲的都在理，想了半天，觉得他这个共产党应该是真的。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说，你应该相信顾志刚，他是组长，是你的发展人。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的比顾志刚多，而你当组员他当组长呢？”他说：“我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向一个女同志泄露过党的机密。你入党后不能随便说话，泄露党的机密要受处分”。我同意入党了，顾志刚很高兴，就要我用米汤写一个入党报告，把我的姓名、经历什么的汇报上去。他后来领着我一句一句轻声地说，“我志愿参加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永不叛党”等等。都说完了，他说，“这就是宣誓。”就这样，我入了党。我要求见领导人，他说要等上面批准我接关系后才能见。那时我离开浦东中学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能在浦东中学过组织生活，只能等我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接关系。我的关系实际是1948年10 月在中华理科接上的，党龄是以接上关系开始计算，所以我入党时间较早，接关系较晚，我的党龄是从1948 年10 月算起。

我入党后还没接上关系，顾志刚就要我到浦东中学去发展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入党。他叫钱宝瑾，与我关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东中学开除的，名气比顾志刚的大，浦东中学一些进步同学认我，以为我是共产党。钱宝瑾接受了我的发展，在8 月入党，并马上在浦东中学接上了关系。钱宝瑾解放后当过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后来在公安局政保处。文革中，徐景贤准备让他进入公安局领导班子。1968 年初我出了问题，他因为是我发展入党的，就也遭受审查。一审查，他是八月份入党的，比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还早两个月，他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就被派到区里当民警去了。我1986 年从监狱中出来后回到上海，与他再次见面，现在他也还来看我。

1948 年8 月在我发展钱宝谨入党后，顾志刚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报考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简称中理，这个学校原址在今徐汇区安福路上），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说，中理虽然规模小，但学风好，在上海颇有声望，校长曹凤梧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他主张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一边开办纺织厂，一边创立了这个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地下党员，现在派你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瞿云宝一块进校，那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工作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争取用两个学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储能中学那样的红色堡垒。我说我是被开除的，没肄业证明，怎么报考呀？他说那个好办，过几天何世和会给你安排好。过了几天，何世和果然就来同我谈办证书的问题。他说，地下党正在想办法给我开一张中学肄业证明书，要我改个名字。这个我懂，因为上海中学生都要往市教育局报名单，一查档案，戚本玉是浦东中学开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学不改名字不行。那时候我正看鲁迅的小说《理水》，它是写大禹治水的，说大禹带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大禹使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何世和说：“把戚本玉改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两个字都改了，我告诉他戚家是山东的大家族，本字辈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个字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何世和给我拿来一张写有戚本禹名字的黄色土纸做的肄业证书，学习时间为一九四六年，是国立九中的，上面有国立九中的图章和校长的印章。我从来没听说过上海有个国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问，何世和都给我做了解答，还说“四川的地下党跟我们说了，国立九中从重庆向南京迁移时，船破了，档案都丢了，查也查不到了。这个证书不是随便开的，是按照一个认识的国立九中的学生的证书复制的，图章也是照它的样子刻出来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很执着于真假，还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时对敌人也要做点假。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可是，没有这个证书，我又进不了学校，就只好将就了！何世和还叫我抓紧时间找些旧报刊，看看重庆的情况，以防万一有人问起来，可以接上几句，但他告诫我尽量少谈重庆，免得说漏了嘴叫人起疑。

我拿着复制的国立九中的证书进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我那时认为，中国最理想的领导人就是大禹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真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对大禹的评价更高，说大禹是比孔子还伟大的圣人。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是符合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1948 年9 月底，顾志刚通知我，第二天课后到跟我同去中理的地下党员瞿云宝家开接关系会。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下了课即与瞿云宝一起去他家。来接关系的人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张效浚的领导人是张本，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张本上面就是市委书记刘晓、潘汉年等。文革中张本在国家科委担任副职，造反时我支持过她。我出事后，她和张效浚都受我连累，长期被审查。我和瞿云宝都进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个地下党员，党小组长是由上学期就在中理的刘伯瑞。这个时期地下党工作就比较好做了，许多学生愿意听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消息，并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策。1948 年11月东北解放之后，国民党的败象毕露，地下党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组织的读书会、同学联谊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在会上讲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讲栗裕击毙张灵甫、讲林彪解放东北的故事等等，同学们都爱听，都希望共产党打胜仗。不到半年，我们就壮大了队伍，发展了施克俭、张惠康等同志入党，在学期末使学校地下党员增加到六名，读书会的外围成员十几个。

校长曹凤梧见我们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籍，组织各种进步活动，怕我们影响学校教学，便进行干预。他听说我是领头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长室，很客气地邀请我下课后到他家吃午后茶点。校长请我去他家吃午后茶点，这是很高级的礼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下课后我带了一个地下党员同去他家。他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国立九中的。我刚要解释，他就说，不必说了，你是个好青年，聪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丢了学籍。我女儿也同你一样，在南模女中闹学潮，学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学籍，调到男中去旁听。其实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只是国家怎样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现在就是好好读书。我也知道国家当前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国呢？唯有科学一条路，希望你好好学数理化，将来搞工业。我的理科中学就是培养工业家、工程师的。我还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我可以免除你的学费，将来保送你上大学，我在外国还有些关系，大学念完了，还可以送你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回来到我的工厂当工程师。将来这个工厂就归你们管。你给国家发展工业，好不好？

我听了校长这些话，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更想争取他。但是，我没有成功。我记得我们谈到后来我低声跟他说过，难道你没看见国民党的军队用水龙头冲学生，没看见国民党的特务用钉了铁钉的板子打学生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不好，我们能好好读书吗？我还提议跟他达成一个协议，等推翻了反动政府，我们都帮他去发展工业，现在他不要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但遭到他一口回绝：“那不行的，我的学校都给你搞乱了，学生一天到晚都听你们宣传。”

这位校长兼实业家，解放后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当了市政协委员，对共产党的事业一直很积极的，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他的另一个女儿曹子方是解放后南模学生自治会主席，1951 年曾作为新解放区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给我带来过他父亲的问好。对这样一位坚持科学救国，后来又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进步人士，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终认为，曹老先生和众多和他一样坚守科学救国理想的人，虽然都很值得尊敬，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巨大的变故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却不能解决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的进步问题。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革命比科学更重要。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1949 年初，上级党组织提出，由于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的名校，社会影响很大，必须要调一些地下党骨干成员进去加强党的力量，让我和瞿云宝报考插班生，进入南模。同时，由于郊区真如镇市立中学那里是解放军从铁路线进入上海的必经之地，让我们的组长刘伯瑞去真如中学开辟工作。这样，我们原来在中理的三人小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实际学习工作了一学期。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红色堡垒，但已为地下党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础，新党员张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党工作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新的中理党小组为迎接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解放后中理收归公有，改名黎明中学，成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现任上海第一书记韩正就是黎明中学毕业的。刘伯瑞进入真如中学后，把我初中时的进步同学郁文杰发展入党，很快就在那里打开了局面。真如中学党小组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劳苦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