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由于充溢着“落地凤凰”式的自恋而令人感到矫情的话，那么类似《钢的琴》、《暴雪将至》这类展示下岗“暴雪”给国企工人阶级造成伤痕的电影，则因为过于真实而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他们遭遇的剥夺是整体性的，但他们的“反抗”或应对，则基本上是个人化的、“逃离”式的；虽然有所谓“买断工龄”的政策，但由于价格过低，实际上他们未能给自己争取到“赎买”的待遇；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重要的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时如此灰心丧气、自暴自弃，在完成了“身份转换”，也就是失去了国家保障的体制身份之后，不旋踵即全军溃散，不复存在。
说起来，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的命运真的是光荣与悲剧的混合体。作为“共和国长子”，他们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的主力军，没有他们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就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岁月里，他们还在中国社会扮演着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此外，国企工人阶级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阶级，还深刻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劳动光荣！
今天我们都明白，在工人阶级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后，劳动并不“光荣”，再也没有青年以成为一名工人为荣，也再也没有一位姑娘以嫁给工人为荣。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会氛围中，不劳而获才是“光荣”的，能够空手套白狼，瞬间暴富，甚至是最“光荣”的。
“国企工人阶级”虽然对中国的工业化居功至伟，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担不了继续革命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
说起来令人叹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像中国的“国企工人阶级”那样获得过这么好的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机会，毛泽东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实践中，甚至把领导权硬塞进他们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国企工人阶级仍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有意义的政治行动，当他们开始放弃保卫鞍钢宪法，默认了厂长负责制，并且为奖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默认了自己没有管理企业，更谈不上领导国家的资格了。这个时候，“暴雪”就蓄势待发，余国伟的命运已经等在前方了。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受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阶级，他们的权利太多（比如不能随意解雇），待遇也太高（甚至超过干部），不适合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下的雇佣奴隶，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的要消灭他们。除非他们能够从政治上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奋起保卫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否则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和经济地位。
“国企工人阶级”的消失，给中国社会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于谁能代表中国的形象都成了大问题，各种文艺盛典和官方的宣传画中，“当代中国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国企工人阶级曾经是中国稳定的“压舱石”。他们的消失，是中国社会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缺乏稳定感、安全感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暴富阶层并不认同现行体制，他们最热衷的是向国外转移财富，城市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极不稳定且首鼠两端，政治底色是自由主义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并不像国企工人阶级那样是由体制一手培养起来的，缺乏和体制的深厚感情，甚至形同陌路。
体制在失去了曾经的阶级基础——国企工人阶级——之后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又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全社会，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危机感却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在《暴雪将至》的最后，天空终于开始飘下雪花，余国伟在目睹了曾经作为他生活全部意义的工厂在“整体爆破”中灰飞烟灭之后，上了一辆公交车，但这辆公交车却熄火了——车上并非余国伟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们被时代滞留在原地，自生自灭，听任雪灾的降临无处可逃。
国企工人阶级的诞生及堙灭，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大遗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但直到今天，这个教训并没有被认真总结，这可能是比国企工人阶级堙灭本身更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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