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10 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 年5 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 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 年11 月去苏联治病，1950 年1 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 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 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 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 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 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 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 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 “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1949 年底1950 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 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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