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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改试点①十字路口的村庄

2017-12-5 00:5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88| 评论: 1|原作者: 澎湃市政厅调研组|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2015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试点。“北京土改试点”系列将从政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探讨大兴区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的情况。本篇将通过对大兴区新建村村民的采访,勾勒出历次土地改革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 ... ...

“新建村”的前四十年土改

”新建村“村如其名。它是1956年春天因国家征地,由昌平县大水峪等村的400多户搬迁农民在大兴境内组成的全新家园。郑喜来伴随着新家园的建立而出生,父母时常给他说起那段艰难的迁徙故事:市政府动员搬迁动员了半年之久,然而落户后,依然有二十多户村民不愿在大兴生根,转而回了昌平。于是,政府在昌平的征地附近又为这二十多户建了另一个“新建村”。

齐卫红来大兴的时候才8岁,记忆中,那时村里全是盐碱地,布满“大水坑子”,“蛤蟆撒泡尿都能积起来”,一下雨积水便深及膝盖。新建村附近农田只能简单种些高粱,收成总是不好——根据《大兴县志》记载,这里的土地是“薄、沙、碱、洼”。

1950年代末是人民公社的年代。那时,新建村居民们在生产大队的统一调动下进行了大量建设开发。在齐卫红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满是体力劳动:“平整土地!大冬天,拿大镐,刨大土块,一块一块往出背,往大坑里搁!1958年那会儿建设水库,挖水柜,零下十八度,好家伙,这手一抱大土块子,给冻上了!那会儿口号怎么说的?兴修水利,三面红旗!”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村集体土地由人民公社规划、经营、管理。大兴县村民的劳动按工分记酬,统一分配。村里70岁的曾又军清晰地记得:“那时候在生产队里就是挣工分。一个劳力一天挣10分合6毛6分6,年底了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工分,一个月能挣个18、9块钱。”

从建村到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新建村的生活都颇为辛苦,不算轻松。

农村的改革始于农村地区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的收入水平。在齐卫红的记忆里,那段日子辛苦,“但日子有意思,干活儿有意思。”

不过,郑喜来却带着满腹的牢骚走入了新时代。“我最喜欢人民公社时代”,他在人民公社时期是国营农场社员。本来很快就要从集体合同工转成国家职工的郑喜来,1983年在改革开放、工厂转制的政策变化下,没能转成国家职工,只好回去农村。可回来之后却没有地,“那时候没出去打工的人,最多的承包了五十亩地。包地大户的合同没到期,要不回地。”

包产到户在新建村的第一道困难,源于这里的经济结构——新建村的村民并不只参与农业生产,而是既有农民也有工人。不少回乡的人跟郑喜来有同样的困境,新上任的村长带着他们和包地大户打官司,终于把地分到了每户上。不过,没种多少年,郑喜来就在新时代里结束了他的农民生涯。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联产承包制度似乎就是把土地分给村民,自负盈亏。但在基层,在有些村民的记忆中,制度改革的施行非常复杂。事实上,大兴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路经历了不同时段,也产生了各种形式。一开始是把生产分包到户,后来经过几年改革,大兴县从1984年开始又强调土地集体统筹,以便加强农村规模经济——“改联产承包制后,说分地,分完地末了又给收了,”在曾又军的记忆里,土地就没怎么落在过自己手上。他拿了7亩多地,1985年种了一茬麦子一茬白菜,86年就又收回了队里,回到了小组里种地。“每天三点起来插秧,虽然累,但还是很欢乐的”,曾又军说。

而从2004年起,他就再没见着过自己的地。

1990年代:工业大院的诞生

19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经济与社会的大变迁。1990年春晚,黄宏与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把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和盘托出。城市和农村的张力渐渐凸显。到了1994年,随着分税制改革启动,此后十余年里地方政府卖地获利的财政体系和城市发展方式由此开端。

在新建村,这十年尚算平静,但村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工业大院。生产队将一部分田地出租出去,用作其他产业。

工业大院是怎么盖起来的?村民们的回忆在此多有停摆。“租地的时候,老百姓都不知道”,曾又军说,“知道的时候,地都租完了。”同在村里,工业大院虽然与村民一墙之隔,但却很遥远。

新建村工业大院兴起的确切年代和模式暂不可考,但人类学家项飙曾经在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里描绘过1990年代大红门附近“大院”是如何成形的:本地村委会和国有企业将自己手头的空闲土地流转,出租给外地商人,建设公寓、厂房,收取地租。在他研究的“浙江村”,工业大院最早是由村委会领导和外地人合作建设起来的,甚至为“管理之便”,有些村委会也设在了温州人的大院里。

在新建村,按照村民刘涛的回忆,1990年代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一开始,村里允许土地流转,村民可以要一块地“搞养殖,种植,小工厂”。但这些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本地人租的地、盖房,闲置五六年。本地人比较懒,干不成大事。”土地流转逐渐转向了外地老板,形成了村中的工业大院。据县志载,到2000年,大兴县的村级工业大院已发展到了64个。

随着工业大院的发展愈加兴旺,其暴露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工业大院看似给村里增收,人人都有机会寻租,带领农民致富,但事实上分配并不公平。以村委会名义租出去的土地,利润不知道去了哪里,靠“关系”租到的地和地上建筑,再被层层转包。“过来能租到地盖房的人都不是老百姓,都是关系户”,曾又军说,“最早租地花不了多少钱,但利润很高。第一承包人先盖厂房、公寓,盖完再包给别人,有时候能转上好几道。”

工业大院的土地流转红红火火,然后突然间遇上了麻烦。1998年,《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新增加了一整章用以限制耕地流转和挪用。其中“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倚仗“关系户”,打擦边球的工业大院,一下子从灰色地带变成了尴尬的存在 。但在最终被拆除之前,工业大院还是继续生存了二十年。

2004年:五连环公司登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十年持续”野蛮生长“的工业大院,此刻进入了高速发展通道。工业大院走向了包地皮-建公寓-多层转租的模式。极端状态下甚至可转七八手,创造了高额的利润。村民们则抱怨说,在这个时期的工业大院模式中,他们依然分不到太多红利。

在这时期,真正改变了村民和土地之间关系的,是五连环公司的出现。

北京土改试点①十字路口的村庄-激流网五连环公司。 柴潜 摄

2002年,意识到农村土地经营情况较为混乱的大兴区政府,在新建村所在的西红门镇开始了一轮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试点实验。这场实验催生了“北京市五连环投资有限公司”。2004年,由新建四个自然村村委会出资和西红门镇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出资成立的“北京市五连环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每年给村民分钱、三年一涨的承诺,征收了绝大部分村民的耕地。在公开的工商文件里,五连环投资有限公司是西红门镇政府的全资子公司,各村村支书挂名高管,但“现在五连环做不了什么决定,实权都在镇里。”

五连环公司位于新建村北边的高端产业园中。打电话过去,会在接线音里听到:“欢迎致电五连环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是轻纺服装业基地的一级开发公司”。相比工业大院,五连环工业区的地权不再有灰色地带。参与了当年村民会议的村民代表黄艳回忆说:“领导说这块可以当工业用地了。好像是什么‘农业基本保护区变成了工业预备地’,可以慢慢开发起来。”

当时和村民土地入股几乎同步的,还有土地确权。一些村民之前没承包到土地,确权后获得了耕地。而之后将土地流转给五连环公司,能得到每年每亩地1000多块的租金收入。没有耕地了,镇政府鼓励村民自建房屋,收地租、进城务工,双向收入。在村民刘涛的回忆中,五连环刚开始那会儿,邻村人都羡慕新建村民:“那时候种地,哪能收1000呐?啥也不用干就收1000块钱。好多人都挺高兴。”不过,黄艳留了个心眼,“种地虽然每年种不了一千多。可有一亩地就饿不死;我要给你了,为了那一千四百块钱,你就把我饿死了。我三十几岁也没什么就业补偿金,没有地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黄艳没交地。

“土地就是农民的枪,交了枪就是交了命!”任玲一家也扛住了压力,在2004年没把土地流转给五连环公司。任玲自1980年代嫁入新建村,就没见家里有过土地,公公婆婆都上班,老公在外开出租车。确权后,一辈子没种过地的一家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后来的十几年里,她家里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树卖树苗,另一部分租给了外来者开商铺,过得比那些交了地的农民都要好。

不过,没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寥寥。大部分人都是“随大流,政府征地,也没算过一笔帐,就交了”。正如研究城乡土地发展的曹锦清教授指出,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制,带来的是农民对于地权相对模糊的认识。这事实上极大地降低了征用农地的阻力,在大部分农民的意识中,“土地始终是国家的,国家要用,拿去就好”。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各级政府为追求GDP的增长率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竞相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压低土地价格便是他们招商引资的资本。廉价的征用,这为中国在工业化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征用农地带来了极大便利。

十年过去,当年流转土地食地租的结果,在大部分村民心里留下了一个洞。

眼看着高楼大厦在南边被征走的耕地上平地而起,4S店、奥特莱斯等公司和各大工厂接连入驻。没了土地的村民就开始想就近找找工作,然而很快这个幻想就破灭了。“那些工厂都不要我们本地人,好像说本地人不好管理,实在招不上来人的时候才安插几个”,张贵芬告诉我们,“后来我们向上面反应,他们就安排了本地人去五连环扫大街,月收入很低”。所以,不愿意跑远的本地村民,就只好靠吃租子过日子。

齐卫红家流转土地之后靠地租吃饭。但他总觉得心里有些坎儿。“你说这地好不容易给调整好了,填平了,到04年,没了。”他觉得村里人不做农活,靠租子吃饭之后人情味也淡了:“谁都碰不上谁。人际关系没有了。空虚。”

交了地的村民们每年都从五连环收地租——十多年来从每亩1000多涨到了6000左右。但对收归五连环的土地如何使用,大家不太清楚。不少人告诉我们所谓“股东”形同虚设,股东代表是抓阄抓的,任何决议“股东”都没有参与的份儿。“好大一片都荒着呢。北边南边都有大块地荒着。就是没开发。”

村民们都说,原先签协议的时候期待能够从五连环分红,但有说是经营状况不佳,有说是别的原因,终归没看见过红利分到村民手上。“人家说没盈利就没盈利,没办法”,黄艳说。有村民心疼荒着的耕地,想回去种,但是地都被圈了起来,再也不让农民接近。

等回过味儿来,再巴巴看着当初没交地的人过的好日子,大家都深觉土地被五连环“骗”走了。而到了现在,外地人随着工业大院的腾退都不见了,连吃租子的日子也过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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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12-5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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