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集团产生？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我曾听过以下的观点：

“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工人群众成熟起来，并具有反抗能力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换言之，其机制是什么？普遍的情况下，一党专政必然会打压其他社团／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便失去了训练的场域。我们是否能够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革命成功之初，不同的党派通过群众选举轮流执政。这样便使得官僚具有替换的可能性，官僚发生变质以后，群众可以通过民主监督和选举等形式重新推选新的执政党。这一方面可以作为预防官僚变质／走资的途径，而另一方面也为群众运动提供了训练的场域。”

提出这些观点的同志，在主观上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以后，怎样防止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专政（进而发展为资本主义复辟），从而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从有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观点中，似乎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暂不详述。

在上述观点中，有同志希望“不同的党派通过群众选举轮流执政”，用这样的方法，来防止官员“变质”并通过选举的办法来替换变质的官员，并“训练”群众运动。这样的设想好不好呢？应当说，基本上是好的。这里说，基本上是好的，就是说有好的一面，但是不完全好，不完全正确。在形式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上则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都有过设想，而且比上述观点说的更加具体、更加鲜明、更加符合民主的理想。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就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在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巴黎人民纪念公社一百周年，图片来源：网络

毛主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中也讲过：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十六条”中也提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既然无产阶级的导师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政权形式已经有过大量的设想，为什么这些设想在以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没有能够实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企图绞尽脑汁、闭门造车地设计某种超越前人的美好的“制度”，也不能简单地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罪于少数修正主义分子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当然也往往是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所热爱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历史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地、根本地，要从它赖以产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而不是从它的思想的、精神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上去寻找原因。

关于阶级社会在历史上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需要的历史条件，经典作家是有充分的论述的。

下面就介绍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据此来探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由于时间和工作的关系，在下面的论述中，不采用正式的论文的形式，对经典作家的许多论述也不做正式的引用，而是采取随笔的形式。由此而可能产生的错误或者不严谨的地方，当然由笔者负责。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以后，如何防止“官员”（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经济和文化管理机关的干部）腐败变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防止新的剥削阶级产生，如何完成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以来（即自从社会剩余产品大量出现以来），社会之所以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不是由于人们不懂得“公平”、“正义”的观念，也不是由于人们不懂得如何设计美好的社会制度，不是简单地由于暴力，也不是简单地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存在，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必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并最终走向消亡。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过高度概括的说明（这里说的是“高度概括的说明”，就是说，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所表达的思想是贯穿马恩许多著作中一贯的思想）。

概括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物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这就使得一小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宗教、艺术、军事、公共管理等事务。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不充分，绝大多数人口仍然要用他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时间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以及社会剩余产品。于是，就产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久而久之，少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成员发展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将社会委托自己承担的各种职能转变为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手段，建立专门的暴力机关（国家）来镇压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反抗，并且用宗教等意识形态形式从精神上来麻痹广大劳动群众（在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中，这个过程是用了成千上万年的）。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都要一方面用暴力手段来镇压劳动者的反抗，另一方面从精神上麻痹、欺骗劳动群众，并且从法律上将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确立下来。但是，不能认为，阶级剥削和压迫仅仅是由于暴力、欺骗或者法律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才得以存在的。只要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要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的或者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直接生产劳动，从而被排除在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各种创造性活动之外，社会分裂为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剥削和压迫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在东方和西方，都曾经爆发许多次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有的还推翻了旧的君主或王朝，但是胜利后的奴隶领袖和农民领袖仍然免不了“打天下、坐天下”，在改头换面以后将旧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在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得普遍地、大大地减少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成了一种实际可能性。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奢侈消费恶性膨胀，人为地扩大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迫使每一个资本家都将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扩大再生产消耗了社会剩余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一方面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全球生态系统濒于崩溃，另一方面又妨碍了社会劳动时间的普遍减少。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教训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这些国家，旧的统治阶级以及新兴的本地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建立巩固的民族国家并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用于资本积累的历史任务。只有将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重组国家机器，才能应对世界资本主义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挑战。

因此，一方面，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大革命的历史产物，承载了广大劳动群众要求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愿望。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其实际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是完成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建设巩固的民族国家、完成资本积累。这个矛盾，贯穿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始终。

由于革命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这些国家普遍没有完成工业化，不仅劳动群众普遍被束缚在直接生产劳动中（不能从事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创造性活动），而且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农业生产占用了社会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乃至在革命之初，文盲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管理国家和各项经济工作的职能很快地就集中在少数干部和技术官僚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来自旧的地主、资本家家庭。

当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管理职能集中在少数干部和技术官僚手中以后，其中从旧社会留用下来的官僚、技术人员，以及来自地主、资本家家庭但是又被“新社会”重用的专家、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求享受物质特权。不仅如此，原来的革命干部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很快在思想上也会发生变化，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认为自己也该“享受享受”了。这样，要不了多久，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集团就会产生。

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有过十分活跃的苏维埃民主。但是经过残酷的三年国内革命战争，不仅大批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党员牺牲殆尽，就是原有的革命前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已经不复存在（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或者在战争中牺牲或者被抽调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各个工作岗位）。新一代工人阶级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因而也带着这些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基础被极大地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