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阳和平先生“官僚退化论”的回应——从“大民主”再向前
我们想要的，具体地说，就是“政权归苏维埃”。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以苏维埃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它包括真正的巴黎公社原则、民主的计划经济和广泛的实质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继承下来的基本民主权利。
本文为笔者在读了阳和平先生的三篇文章：《关于民主、民心和专政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之间关系的探析》后，对文章内容的评论。
如同阳先生文中所说，
“在找出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有什么理由指望工人阶级中的广大群众会把社会主义当作是自己解放的道路呢？同样的，工人阶级凭什么会相信新的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会在掌权后再次摇身一变，把他们从阶级的公仆变成为压迫和剥削自己的主人？现在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后，党和国家的官僚退化问题是导致世界革命遭遇目前的挫败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是毛泽东主义者进行文革研究所期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以来从世界革命的经验中不断反思、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的工人政权是怎么走向失败的？——官僚退化理论
（一）阳和平先生的官僚退化理论
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亦或是越南等等，看来最后都发生了修正主义退化，都进行了冠上不同名称的“市场化”、“私有化”，一句话——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按照因果关系倒推，乍看起来确实是由于一定原因，党内的“走资派”获得了胜利，因而大概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能够防止“走资派”吧？
工人政权是怎么失败的？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用两句他自己的话来概括：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几乎先后都变质了……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党国一体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走资派的成长、壮大直至篡党夺权。”
什么是“走资派”：
“走资派因而就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首先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其次是主张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党内当权者群体”。
他们是因何产生：
“掌权后，党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造成了至少两个问题：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各种投机性人物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社会上的各种世界观也都会因此反映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党内干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变更严重地冲击着他们的思想。”
这些原因又可以细分为：
意识形态因素：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深处，骨子里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打天下，坐天下’是这些人的指导思想……喜好官僚特权、反对人民的监督。”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性所造成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在没有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比中国的慢。”
经济因素：官僚（物质）特权的存在，
“它表现在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特权上”，“……我们可以确认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
而这种物质上的官僚特权，部分还是由于服务于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制度因素：
“……群众监督缺位，官僚特权就成了上级制约下级，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国各级庞大官僚体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否则，不服从指挥的下级在没有其它威慑手段下很难掌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就得不到保证。……”
最后，政治因素，即
“没有一个向上和向下负责一致性的机制是走资派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
由于这些原因，“走资派”产生了。但是他们是怎么篡党夺权的呢？
阳先生认为，
“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革命派对走资派的认识来得太晚了，把他们的问题原先仅仅看成是认识问题，以为通过整党整风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党内官僚资本集团在文革前已经初见规模了”。
而“走资派”能够发展壮大，直至篡党夺权，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客观上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主观上至少有两个。
客观上：
一、“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国家还不充分……小资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是农民）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势力比较强……”
二、“从国际阶级势力对比来看，社会主义的政权受到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剿。与帝国主义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得到国际资本主义全方位的大力支持。”
三、“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的私有意识和法权意识在人民群众中和工人阶级中还有着很深厚的影响。……因而……新生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在两大阶级势力的对比上取得思想上、人心上，进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但是主要原因是在主观上：
“最主要的一条主观原因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因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已不是国内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蜕化变质，因而没能够及时地、自觉地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下。”
“同时，社会主义时代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还没有能够学会如何从全局利益出发，自觉有效的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和政权机关，防止掌握国家机器的领导人……”
总而言之，阳先生认为：一部分心理上不认同社会主义，或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的人，由于国家缺乏民主监督以及官僚体制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官僚特权（物质特权），进而选择了捍卫等级制的社会，选择了恢复资本主义，凭借客观上的优势，以及党和工人群众的“幼稚”，通过篡党夺权实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