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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解决问题？
1、怎么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
阳先生的“大民主”构想始终给人一种“需要一点民主，但不能太民主”的感觉。看起来像是考虑到了辩证法中“质和量”的关系，兼顾了政权和民主，从而保持了工人政权的长久稳固。但实际上却是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民主的矛盾、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矛盾无法更进一步，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成统一。
我们明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更明白先锋队的重要性和仅仅依靠分散的群众组织的不足。我当然明白阳先生的担心：“要是允许（主观上或者客观上的）反革命建党了那还了得”？总之，无非是因为“……相比政权来说，民主是第二位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干扰下，无产阶级的民主不一定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普选或代表很容易被当权者左右”，无非是说，担心真正民主后工人政权不保。
关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毫不怀疑在取得政权之后一段时期中还会存在于部分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之中，但是革命足以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很大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实际上已经被，并且仍在逐渐被一部分人替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那种被小农包围的情况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面对的前景变了。
我认为文革后期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占上风”，是群众对于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的失望造成的。党的任务就在于想方设法避免这种“失望”，首先就需要克服官僚退化。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自然不能松懈对落后部分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不是通过命令、以专政手段压迫等方式，而是通过解释、说服和鼓励实践的方式才能够真正实现的。阳先生说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怎么解决民心影响民主的问题，我认为，民心固然是会影响民主的结果和政权的，但对于革命工人政党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保持民心。而不是说宣布自己是“先锋”，就只留给别人服从的分。
只有形式主义者才会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共产党”永远等于共产党，“先锋队”永远是先锋队。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中，工人政权和工人政党的先锋地位时刻都在巩固或者流失中。“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
民心问题，不是由党派自由直接解决的，而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和组织水平决定的。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不过如果革命工人政党正确地启发和教育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同时以自己正确的领导获得了“先锋队”的地位，那么“民心”才会有保障。否则，即使是用武力强迫也不会获得“民心”的。而工人民主，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得以在意见的交换和辩论中成长的前提，如果提出一个不同于党中央的言论就被压制或迫害，那很难想象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能够成长（比如，遇罗克的问题，如果他是典型的反革命，党本来可以把他作为反面教材，细细地批判他的理论，而不是枪决）。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有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普遍武装的工人阶级，政权不会是个大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仍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工人与农民有区别的选举制度（同时必须推进合理的农业的机械化和农民的工人化，或者说“共产化”）。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工人阶级会通过自己的选票自愿请人骑在自己头上，造成一个资产阶级。我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路线是不可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它不可能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考验。群众即使暂时被欺骗了，他们的武装也能保障可以将这些代表随时撤换。
潜伏的反革命能军事政变吗？我们甚至不用说在剥削阶级“业已消灭”的“社会主义”国家，武装的工人能不能够防止少量反革命分子成功的武装颠覆，就算是在阶级对立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具备充足的武装和组织性，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暴力机器也不在话下。否则，革命还能成为一个选择吗？
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呢？习惯了社会主义民主，习惯于民主协作的计划经济的工人阶级，还会再甘愿成为雇佣奴隶吗。由于新社会的公民无法被征服和奴役，我猜测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如果一定要打的话，最终只可能是民族灭绝性质的，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2、怎么解决官僚退化的问题？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官僚退化是由于党内和工人国家民主的缺乏，官僚特权的无限膨胀。为此我们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面——工人民主。但是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克服客观的困难之外，要么从源头，即革命初期革命工人政党的组织上就进行预防，要么就是在工人国家中发动政治革命。因为我们是不可能依靠专制官僚来反对官僚专制的，官僚专制一旦形成，改变它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我们应该优先注重预防，那么就意味着尽力在党内培养一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习惯。它应该包括，成员之间的人格平等，代表由选举产生，代表大会的定期、经常召开，在会议上发表意见的自由，闭会期间依据会议的决定统一行动，但是少数派有权保留意见、重新提出问题。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有组织派别的权利，大会前进行派别讨论。全职党员和当选国家公职人员的党员不享受特权，薪金不高于技术工人，最好还应该辅之以一定的轮换制度。
至于派别存在的弊端，比如宗派主义，比如阳先生提到的托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毛派中也存在），我们说“党内每一个重要的与延续的派别（更不用提每一个有组织的小组织了），都有成为某种社会利益的代言人的倾向。每一个不正确的偏差都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敌对无产阶级的或半敌对的某一阶级利益的表现。不过这个说法首先适用于官僚主义”。对此我只能引用一句话来作为我们共同的提醒：“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并期望事变的有利发展、理论研究的正确结论，以及各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的成长和成熟，能减少分裂，因为这是禁止派别所解决不了的。
3、怎样能够更好地确定工人国家的利益所在？
我们还记得，阳先生说多党不能够“都同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且不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党派自由从来不要求所有党都必须同时代表“全局”、“长远”，形式上的一党却能够，才是实在十分费解。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更是十分蹩脚的借口，不用说，我们要完成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而比如“文革的经验证明，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个与其作竞选对手的政党，而是建立起多个能随时监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这种说法更是不负责任，文革什么时候有党派自由、竞争政党出现的反面教材了？“派战”？我前面已经说过群众派别组织的局限性了，但是要说“毛毛虫不会飞是蝴蝶不会飞的经验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信服。文革历史要是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官僚专制和群众监督结合幻想的破产。为什么许多文革前期落马的官员不久又上去了？这和“公职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的巴黎公社原则不符。
阳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多党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按行业建党，二是按派性的观点建党。它们都不可能代表全局利益，因为它们要么是从行业利益，要么从小集团利益出发。我认为他把追求执政的党想得太简单了，这两种设想实际上还是《怎么办》中列宁批判过的工联主义。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相信采取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方法的党能够凭借其优越性而战胜这两种不成熟的“党”。
我们知道，纲领、组织和战术的有机结合就是党。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希望在选举中获胜，那么很显然就需要尽可能使纲领明确、彻底，并且广泛涉及整个社会，突破行业和小团体的眼界，使组织分布广阔，并且仔细制定战术，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所以同理如果在社会主义党派自由之下，假设毛主义政党的政纲全面、组织完善，代表性极强，而其对手只代表一个行业或小团体，那毛主义政党是完全不用担心落选的！一方面，党派自由意味着要求各个工人政党完善自身，使自己具有尽可能大的代表性和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要求涉及工人国家发展的优先次序的政纲经过广泛的政治辩论才能确定。
这样看来，是一个内部必然分裂退化的、官僚专制的、形式上“统一”的政党，还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民主重重考验的政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符合“先锋”的称号呢？
4、怎样更有利于党发挥积极作用？
党的领导是通过民主集中进行的集体领导，是集体工作的成果。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自由讨论、统一行动。前面我们说过，官僚专制是党的领导的消失。没有民主集中就没有党的领导。要是不能够自由、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政治意见，民主集中不就是残缺的吗？长远来说，只有党内有派别自由，这种自由才能有最终的保障。
阳先生提到了1921年俄共（布）十大禁止派别活动的历史，首先我必须说，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权宜之计。当时苏维埃俄国由于处于战后恢复时期，军队复员暴露了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很大的经济问题，以及党内官僚主义滋长。为了使党不在理论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忽视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才说“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其次，取缔派别活动并不是压制意见、削减党内民主。比如，当时取缔派别之前就分歧进行了广泛的辩论，之后党不但采纳了“工人反对派”的合理意见，还把其成员吸收进了中央委员会。
我们决不是形式地提倡分裂工人阶级的组织，组织的分裂意味着出现了迫切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只有依靠正确的领导，依靠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如果从我们现在的立足点，从（可能的）纲领上永久地禁止了党派，实际上只会给官僚主义压制不同意见以借口，实际不能够防止分裂（妨碍对问题认真分析反而会加深分裂），却还会窒息党。就像俄共后来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
并且，按照现在革命力量的分散现状，纲领上禁止党派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宗派主义特征，不利于工人革命力量的融合及其新生力量的发展。问一句不好听的，阳先生是不是认为“唯我独革”呢？在往后的事变发展中，是不是要其他思想派别当作敌人对待？
和苏维埃的多党制一样，党内派别自由是为了保障党内民主。如果不允许派别自由，实际上党内民主就能被轻易削减。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科学，只有在辩论中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通过辩论才能掌握。党只有通过广泛地集中经验和信息才能进行领导。这些是光靠服从命令和背诵语录所不能达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员的要求不是只会服从命令的机器人，而是能够对革命负起责任的战士。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环境之中，对党员的主动性有更高的要求。而只有在主动的参与、辩论、实践而不是被动的执行的情况下，党员才能不断成长，党员的革命性才能得以保持。这些道理阳先生应该不会不懂。
总而言之，我认为阳先生的“大民主”还不够，离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还很远。该路线的不现实为官僚退化留下了许多便利。
对官僚主义的理想主义幻想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无法调和的。我们反对官僚特权，支持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只有在党派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被保障。阳先生所提出的两个有待实践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提早解决的，因为到时候再重新认识的话，就太晚了。这些问题是在工人革命政党建设的初期就应该做好的事情，因为一旦客观不利条件再次出现，等到官僚专制再次形成，那么就只有二次革命了。
由于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选择更好的道路。如果阳先生是一位真正追求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追求人类普遍的平等和自由发展，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的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一定会向前一步，站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