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危矣
----评习近平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项观奇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以贵州领导为代表的一群官僚为了自己的私利,荒唐地给习近平拍马屁造成的必然后果。
一
怎么看得出来?
最有利的证据就是那个向贵州省委下发的撤下“伟大领袖”画像的《通知》。
这不是习近平主动要求撤下的吗?
不是。
第一、这件事发生了一个星期才有这个《通知》,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么长的时间段,只能说明《通知》是被动采取的。
第二、如果是主动采取的行动,那至少也要说明搞“伟大领袖”这一套是错误的,应该给予适当的批评、甚至是必要的自我批评。但是,《通知》只说要全部撤下,而且要妥善保存。没有任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伟大领袖”这种屁话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就是吹。接着,政治局常委也好,委员也好,代表也好,都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带头吹。简直是吹牛比赛。正是在这种荒唐的错误的吹捧风中,贵州《黔西南日报》更上一层楼,干脆抢先抬出“伟大领袖”的桂冠。要是有觉悟,反对搞违背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夸大个人作用的唯心史观,反对违背共产党原则和纪律的个人崇拜,那对这些错误的吹捧早就该站出来批评了。但是,没有,听之任之,可能听得很舒服,甚至正是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下那样的《通知》,自然只能是被动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导火索。
这件事,不敢说对全党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是,很显然,至少引起了党的高层的警觉。
一个共识形成了:习近平有野心。
对习近平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对他进行了批评,使他不得不下发这个没有任何说明的《通知》。
但是,这只是开始。
二
这要怪习近平自己。不能怪高层的老人。因为事情很简单,也很清楚,习近平就是有野心。
中国没有民主,没有监督,高层的政治从来不公开,所以,下层群众要想知道高层政治的真实情况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议论习近平有没有野心,很困难,也很容易发生错误。我历来采取的办法就是依靠大道消息,靠大路货,不靠小道消息,而且对小道消息最反感,不仅因为不可靠,最坏的地方是它会引导人们犯错误。文革中这样的教训多了。至于从海外传来的小道消息,那更要小心,常常是反华反共的敌对势力的造谣。材料可靠,再加上作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那就让我们看看大道消息。
第一、习近平从上台以来,就不断地集权。他搞了多少凌驾于原来体制上的“小组”?自己任组长。至少有13个了吧?平常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他是大权小权都独揽,走向集权。习近平倒是不怕累,几乎天天出来发表“讲话”,讲完了,汇编起来,再去出书,号称“治国理政”。这种一人集权的“治国理政”,是不是一种个人野心的展现?
第二、争当“核心”。总书记就是总书记,干么非要这个“核心”呢?但是,有野心的人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在意的并非是名称,而是权力。能叫“核心”,就意味着,他是头,是中心,别人要围着他转,不再是站一排平列的关系。下面的小人也明白,例如不少地方诸侯王就率先带头喊起了“核心”。聒噪了一段时间,总算确定了下来。于是,从胡锦涛不称“核心”,退回到再称“核心”。不要小看这个变化,这是历史的倒退,是野心的暴露。这不算冤枉吧?
第三、自上台以来,不断地标新立异,搞自己的一套。什么“中国梦”,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不忘初心”,乃至去孔府朝圣,提倡尊孔读经,这些东西,没有思想,没有创造,狗屁不通,只能说是一种野心的体现。
第四、五年发展下来,十九大可为野心的集大成。
理论上,提出“新时代”。“时代”二字是可以乱提的?“时代”都是大跨度的历史阶段,明明说还是“初级阶段”,怎么又是“新时代”?提“新时代”的用意在于为了提“习近平思想”。这一提,就把其余的人、包括邓都放在了自己之下,要和毛泽东思想并列了。真有大创造,真有划时代的思想,可以提,应该提,就像我们现在坚持可以提毛泽东主义一样。问题在于,明明没有新思想,没有大思想,是乱吹,是配合野心的需要。
政治上,夸大自己的政治成就,所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党”,连王岐山也跟着吹“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很显然,这是吹嘘习近平纠正了前面几任党中央、政治局及其领导人的方向错误。大家都有一个常识,通常总是把方向、路线看成是党的工作的最高的原则。方向、路线一错,就意味着一切全错。习近平这样说,一是不符合实际,不是说“坚持邓小平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吗?也确实没有路线的任何变动。二是怎么这样不懂事,老人们都活着,还在主席台上,你就这样对待他们,野心膨胀得发昏了吧?告诉你吧,这就是江九次看表的原因,也是朱那样坚决不鼓掌的原因,又是刘云山睡大觉的原因。这是一种政治表态,好戏在后头呢!
组织上,任人唯亲,组织自己的听话的放心的顺手班子。所选之人,不是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就是自己的老部下老同事,而且专找那些顺从的会拍马的,完全违背了五湖四海的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大换血。其用心是很清楚的。特别引人生疑的是,这次把下一届接班人的安排,排除在外,孙政才被揪出可以理解,胡春华靠边站就不好解释。这使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习近平要打破宪法规定、打破组织规矩的伏笔,为自己在五年后继续连任布局。这能不使人们对他的个人野心有看法吗?如果屁民傻,高层老人可都是老谋深算之人啊!
第五、野心膨胀,急不可待。十九大的顺利召开,飘飘然的习近平完全陷入了盲目性,个人野心暴露无疑,配合这种野心,也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那些铺天盖地的肉麻的吹捧。党政军官员的吹捧和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了传媒的吹捧,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我们仅举几例:
先听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屁话:“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导核心为全党掌舵。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与坚定信念,他站在历史的高点,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我们进行伟大的斗争、建设伟大的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不愧为英明领袖,不愧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党的新一代核心。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为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再听国防部长常万全的屁话:“习主席顶天立地的历史担当托起伟大的梦想,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引领前进方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令人心驰神往,翻天覆地的开新图强铸就巨变沧桑,感天动地的领袖情怀彰显大爱无疆。”
再听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的屁话:“习主席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要“坚定对习主席的由衷信赖拥戴,真正做到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份的绝对服从”。
再看看新华社所写所有媒体都转载的《新时代的领路人》一文。仅看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知道把习近平吹捧到了何等地步:“一、开创性的领导人;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根据这个基调,《人民日报》称:“有了习近平同志这个核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就有了统帅、领袖和领路人”,新华社则称习近平为“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那位因抢记者录音笔而臭名远扬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不仅喊核心喊得最早,现在更加抬高调门:“核心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信心,就是力量”。
军队也赶忙表衷心,喊出“三个一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 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三个凡是”:“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
正是在这样一个气氛中,贵州《黔西南日报》搞“伟大领袖”那一套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了。
这个逻辑就是:习近平有野心,习近平需要这样做。
现在有人试图为习近平辩护,好像这一切不是习的意愿。这种辩护是软弱的,更是欺人的。事实俱在,也不是一天的突发的事情,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过程。过程最能说明问题,因为过程不过是本质的不断展开。具体到这里的问题来说,上述事实就是野心在过程中的不断展开。
明明白白,不存在它解。
三
当然,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不然不是历史。但是,如果只是看到偶然性,那历史就成了一连串的偶然的集合体,就没有规律可言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正是在无数的历史偶然性当中,包含着历史必然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里面的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走到现在这一步也是这样的。看起来它很偶然。其实,仔细研究后,背后的历史必然性还是清楚的。
我们早对这一点有清醒的估计。记得我在早先的文章中说过,习近平弄不好就会扮演小拿破仑的角色。现在看来,更有这种可能。因此,马克思分析小拿破仑的历史唯物论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志们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和恩格斯的评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多作说明,我只想说,马克思的论述是非常精彩又非常准确的,特别是运用的方法,也是恩格斯特别强调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历史人物产生的背景来自阶级斗争的状况。社会危机严重,阶级关系紧张,统治阶级恐惧,这就为野心家、冒险家的出台,提供了历史条件。小拿破仑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蒋介石是这样,眼下的这个世界的好多的事情和人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中国人常说,乱世出英雄,说的是现象,蕴含的道理其实正是这样的。
但是,具体到具体的历史人物,那还要分析具体人物的具体历史特点。
让我们分析一下习近平。
第一、习近平作为高干子女、红二代,受“血统论”影响,有英雄情节,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个人英雄主义是通向野心家的桥梁。
这突出表现在对他的父亲习仲勋的认识上。习近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下乡经历,一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主要就是指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是出色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对他的称赞在党内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我非常尊重这位老同志,写过《我们的旗帜习仲勋》,足见我对他的钦佩、崇敬和高度评价。但是,和习近平不一样。我首先是认为毛主席养育了我,这是谁也不可比的。可是,习近平在回答自己最受影响的是谁这个问题时,竟然没有毛主席的位置,只有他的父亲。而且,我和他对习仲勋的认识也不一样。我钦佩习仲勋,是因为毛主席说他运用马列主义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他至死都坚持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可是,习近平却是从“大英雄”的角度去赞赏习仲勋的。
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是不会从个人是不是“英雄”的角度去认识伟大历史人物的。我们主要是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的角度去衡量历史人物。我们有时也讲英雄,但我们讲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献身的英雄主义,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
这是两个阶级的历史观,两个阶级的思想境界。习近平拿赞扬个人的英雄史观去赞扬习仲勋是“大英雄”,实际是歪曲了习仲勋。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见到普京时。习近平竟然表示自己和普京的意志顽强很相像。这是习近平英雄史观的又一次自然流露。
普京是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总统大位。意志顽强只是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它必须服从俄罗斯政治的需要。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一位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以离开政治去和资产阶级政治家找“意志顽强”的共同点呢?
这是荒谬的。毛主席从来不会作这种荒唐事,就是邓小平也不会这样奉迎外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可是,习近平硬是这样做了。
奇怪吗?不奇怪。习近平说的是心里话。习近平在意的就是个人的意志品质,就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表现。至于为什么人,为什么事业,不说在他的视野之外,至少在他看来并不是第一位的。个人,才是第一位的。个人怎样,才是最要关注的。一旦在一定的位置上,一旦时机成熟,个人英雄必然就要转化为个人野心。
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这种英雄史观,是导致习近平滑向野心家的思想根源。
第二、研究习近平五年来、包括从政以来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有强烈的个人权欲。
“治国理政”是习近平长期以来的政治理念。如果作为一名封建政治家或资产阶级政治家,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这样说,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有阶级的专政,人民的专政,而不存在一个个人的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治国理政”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一个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地反映了习近平是用一种旧式的封建阶级政治家、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观念来认识执掌国家权力的问题的。
正是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习近平接受所谓新权威主义,尤其是那位分管理论又根本不懂理论、尤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囊”王沪宁就是新权威主义的信奉者。新权威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就是习近平政治野心的理论基础。
于是,就有了各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加强集权的呼喊。什么“看齐意识”,什么“保持一致”,什么“服从核心”,等等,等等,直至“英明领袖”、“伟大领袖”、“习近平思想”。
于是,也就有了标新立异、为自己制造光环的一个个怪论。什么“中国梦”,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不忘初心”,什么“新时代”,等等,等等,乃至“顶层设计”,“低端人口”这一大堆愚弄人民、充斥媒体的荒唐口号。
于是,也就有了适应这种集权需要的空前的法西斯专制。没有“言论自由”,进步网站全部封闭,手机群聊被严密监控,动辄“被喝茶”、被拘留。“结社自由”更被完全取缔,毛继东同志组织保卫毛泽东人民党、王铮同志组织至宪党,从去年被捕到如今,既不判,也不放。甚至发生“
本来在我们想来,习近平可能是一位谦卑朴实的接班人。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为假象所蒙蔽。这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林彪垮台后,陈毅同志呈送给毛主席的那首诗,其中的一句是:王莽谦恭未篡时。看来这是一个历史规律。我们又遇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演。我们终于明白,未篡时的谦恭和已篡时的野心,是统一的、一致的。
也许,这种野心的实现,就是需要习近平自我欣赏的那种“顽强的意志”。从写十几遍入党申请书,到离开军队来地方从政,从基层毫无政绩,到差一点被差额选举掉,习近平“顽强”地终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了上来。但是,这都是在“未篡时”的表现,一旦大权在手,野心完全暴露,而且迅速膨胀,这就有了十九大的一系列表演。
这只能告诉我们,习近平的野心由来已久,绝不是偶然的,是可以找到内在的原因的。
第三、野心和才能成反比,和愚蠢成正比。纵观历史,一切野心家都是历史小丑,他们往往想媲美雄才大略的伟大历史人物,可是,最终不过是表演了一幕历史讽刺剧。
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博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我们现在难道不正是也在观看这样一幅漫画吗?不同的是,根据我们的“中国特色”,据说笑剧的名称大概是“毛泽东第二”代替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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