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 章

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

1951 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1948 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1952 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 年、1950 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 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 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 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就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2：薄一波错误】。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3：对主席身边人的分类】。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注4】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 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

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5：关于“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

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国际派”）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

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 “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

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1977 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二

（一） 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 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 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1977 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在这种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 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 “党的钟馗”，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 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西楼和居仁堂是一个楼吗？】，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