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青年状告南街村事件的子弹已飞了一段时间，目前还没有落地的意思。这件事让不少人很纠结，一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红色集体，一边是争取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青年学子。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确是个难题。35青年的背后还有幕后操纵者，这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南街村外来工问题早在35青年打官司之前就有人提出过，只是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吕途老师2015年写的南街村调查报告中，就已经讲到南街村外来工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2015年五一期间南工学子的调查同样指出，南街村外来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只一千五六，伙食也很差。我们暂且不管事件背后复杂的利益纠葛，南街村外来工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这次事件之后，问题才变得无法回避。

子弹飞到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左翼大致分为了两派：一派主张坚决维护南街村，认为南街村无错，错在青年吹毛求疵；另一派则认为应重视劳动者利益，南街村应予以面对。前者指责后者不顾大局；后者指责前者文过饰非。双方进行了一系列论战。

出现分歧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件事最大的好处是，暴露出一些平时隐藏很深的矛盾，让我们能够认真思考平时难以思考到的、可能让我们有些难堪的问题。按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毛主席是“坏事变好事”的专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捅了天大的娄子，毛主席将其转化为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国际共运的实践都功莫大焉。

可惜的是，不少朋友缺少的就是这个“坏事变好事”的高度与气度。大量文章纠缠于谁是谁非的问题。完全不顾事情本身，回避根本问题，轻描淡写地用“大家都不易”带过。有朋友认为左翼内部纷争应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却不知左翼内部立场千差万别，阶级构成、价值取向迥异，这个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况且，在左翼的“大局”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局：千千万万的并没有多少“红色情怀”的普通劳动者如何看待此事？最初这个问题还可以较为理性地讨论，最终却演变为左翼内部的表态、划线、站队。这就比较没意思了。

症结何在？笔者认为，问题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关。

一、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因素”

市场经济在我们眼中一度有过温情脉脉的面纱，当它初返中国时，到处是茑歌燕舞、桃红柳绿，而今却越来越露出狰狞的面目。在市场经济的重压之下，一切阶层、一切群体都感受到了异化的滋味（包括资本家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因素可谓五花八门：工人的不满，中产的焦虑，医生与教师的无奈，性别的压迫，环境的污染，宗教与民族矛盾的加剧，都可以指向一种特殊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愈发展，愈会造成全面的停滞与腐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就会愈强烈。一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真理追求，在某种意义上皆可视为“社会主义因素”。

在市场经济的浊流中，南街无疑是这种因素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实行政治挂帅，大力弘扬二百五精神，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不愧为当代共产党人的典范。南街村实行的“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结合的原则，无疑也是其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体现。

但是，勿庸讳言，南街村同时也存在“资本主义因素”。一听说“资本主义因素”，一些朋友便急于辩护：南街很难，王宏斌很难，你在他那个位置，能做到他那样吗？道理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不容易”的逻辑，恰是主流常用的逻辑之一：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很不容易，或者说这个社会就没有人很容易。用“不容易”来辩护，等于什么也没说。

按照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合作社的性质。即便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发展合作社，也只是指其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一类的经济组织只能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况且，南街内部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更明确了这种属性。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因素”，则主要集中于分配领域。

有的朋友试图用“矛盾论”中的内因决定论来说明南街村是社会主义集体，这是不折不扣的诡辩：首先，雇佣劳动制度是内在于南街村的，是南街村的基本生产方式，不是什么外部因素。南街村绝大部分工人是外来工，是外来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造就了南街的辉煌。按南街村党办主任雷德全的说法，“南街村实际上是沾邓小平的光，借改革开放之机而发展起来的。”这也并非套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千千万万小岗村的衰败并为之提供劳动力，也就没有一枝独秀的南街村。其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可能单独存在于一村，即便南街村完全不剥削外来工，也不能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