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最后，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需要交通和通讯，当今的交通和通讯已变得更加高效和迅捷。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也大幅增加，所以我们争论谁应该为之买单——那些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生产商或者普通大众？

在此背景下，政府被要求在消除有毒废物、资源再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如若这么做，政府就不得不大幅增加税收。为了控制这些政府行为的成本，政府坚持要求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但是，无论增加税收还是要求成本内部化都会显著地缩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最终，作为政府规模扩大和职能增加的结果，税收水平上升。 每个人都想看到政府的这种变化，但都不愿分担其成本。私人“征税”也同样增加，如官员腐败和犯罪组织的勒索。更多的人参与行贿，黑手党组织收取保护费的行为也更加猖獗。

然而，税收增加的最主要根源是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广受欢迎的社会运动敦促政府提供 教育、医疗和终生收入保障——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述福利 、的服务水平要求不断升高，提出这些福利要求的地区也不断增多。

1968年的世界革命——中庸的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终结——导致了一场文化变革，并因此进一步挤压了全球利润空间。1968年世界革命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革命参 与者反抗所谓的“老左派（Old Left）——本质上就是两种世界社会运动，即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另外再加上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前半页缓慢地发展起来，但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声弱势微。在1945年至1968年间，奉行所谓两步走战略的“老左派”运动——先获取国家政权，再改变世界——突然之间在世界体系的大多数地区极为迅猛地发展起来。

增长往往发生在非比寻常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阶段以及美国霸权的鼎盛时期，这一事实并不是一个偶然。正如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阶段资本家向工人妥协以便避免罢工一 样，霸权国家认为对“老左派”的让步有助于维护地缘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 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偏好通过谈判的方式开展去殖民化进程。

所谓的第三世界和泛欧洲世界里的去殖民化有望鼓励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治结构的 产生，事实上，这些去殖民化运动也确实短暂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左派”运动似乎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实现了获取国家政权的第一个历史性目标（也就是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

共产主义政党统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区，这些共产主义地区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社会民主党派统治着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区——泛欧洲世界。到1968年，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兴盛，民族主义者开始执掌政权。

然而，许多这些运动在获取政权后都似乎变得“温和” 了。受这些运动的影响，一种必胜的信念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盛行。这些运动的主导者大声宣称未来是他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当权者害怕这些预言变成现实。

1968年世界革命中的参与者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并不将“老左派”的当权视为一种胜利，反而将其视为一种背叛。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可能获取了政权（第一步），但却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第二步）。

如果只专注于1968年世界革命参与者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而忽略地方的具体情况， 那么相关的分析似乎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关于美国霸权。美国过去并不被视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而是被视为帝国主义霸主，但却是一个过度扩张且已变得脆弱的霸主。越南战争发Th在这一霸主的鼎盛时期，1968年2月的“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被认为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丧钟。

更有甚者，革命者指责苏联成为了美国霸权的合谋者。他们认为冷战只是掩人耳目的假象，反映事实现状的雅尔塔协议就是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现实。这种深度怀疑至少从1956年以来逐渐加深。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回收和匈牙利革命两大事件中，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按照其冷战中冠冕堂皇的承诺来采取行动。

1956年还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秘密”报告的年份，这份报告否定了斯大林的许多言论和政策。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在反映苏联权贵阶层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地的昔日拥趸幻想破灭。

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老左派”运动的，这些运动由于没有在获得政权后实现承诺改变这个世界（第二步）而受到广泛指责。激进者认为必须反思这一失败的策略并用新的运动取而代之。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极力主张清除“走资派”者位居党政的最高位。

第三个主题是和那些“被遗忘”的人们有关——那些由于种族、性别（sex）、民族、 性态（sexuality）而受到压迫的人，即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另类人。在这一点上，“老左派”被认为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当权者一样负有罪责。

一个事实是“老左派”运动全都是存在等级结构的运动，上述现象就是此事实的必然结果。 “老左派”运动坚定地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运动是革命运动。这一运动给予某 一特定阶级的斗争以优先地位——在工业化国家（北方国家）里是阶级斗争，在世界其他地区（南方国家）里是民族斗争。

“老左派”一直以来的立场是：任何采用自治战略的团体都会破坏革命斗争。类似的团体只有在党的结构体系下被组织起来并服从自上而下的策略决策才是合法的。

在1968年，激进者坚称所有这些团体的需求不能再迟迟得不到满足，并给予所谓的主 要斗争以优先地位。这些团体过去一直在反抗的压迫和其他团体所面临的压迫一样迫在眉睫。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主要包括妇女、社会意义上的少数群体（种族、民族和宗教）、不同性取向者，以及对生态斗争或和平斗争感兴趣的人。这些运动许多都变得更加激进。美国的黑豹党当时就是一个显著且被广泛讨论的例子。

1968年的世界革命（实际上是在1966年到1970年之间）并没有导致世界体系的政治转型。相反，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一运动被有效地镇压。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运动许多参与者年轻时的激情已逐渐逝去。

但是，它确实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地缘文化遗产。中庸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方法是唯一合法的，但是，它们坚持这一主张的能力却在这一革命运动过程中被摧毁。之前 沉默的正统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发声，并再次追求一个自治的组织结构和政治存在。

中庸的自由主义现在不再被当做世界体系的主要治理意识形态。它的地位已经退化为三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老左派”运动作为一切形式的革命性变革的动员者而遭到破坏。起初的结果是右派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攻击，这些右派被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这其中涉及到了这样一个呼声，即恢复底层和弱小国家在1945年到1970年期间所获得的利益。 除高层经理外的人力成本被降低，投入成本的内部化压力减轻，税收被大幅减少。“福利国家”福利需求的支出如果没有被完全取消，也已经被大幅削减。政府官僚机构 被精简，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较弱的国家也不再拥护“唯发展主义”和“进口替代”，而是 为出口而生产。

所有这些规则都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盟友来执行的。关于这一治理变革的口号是撒切尔夫人所提出“别无选择” 。

右派的这一运动在大约15-20年的时间里非常成功——直到其动力渐失。在全世界范围 内，转向市场成为唯一的指导原则，这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断两极化。政治天平开始朝着不利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倾斜。此次政治转变有三个转折点：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起义、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示威和抗议活动、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

在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之一的恰帕斯州所爆发的起义含有两个信息，这也是恰帕斯州事件引起我们深思之处。第一个信息是萨帕塔组织并没有试图篡夺墨西哥的国家政权，而是捍卫土著人的权利并要求获得一定的自治权。第二个信息是萨帕塔组织与全世界（各种形式的）受压迫群体取得联系，并建立他们所谓的“星际间的”团结。

西雅图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显示出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在效果。（主要来自美国的）工会会员、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组成的联盟，并成功地阻止了一次重要的政府间会议的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这次会议原本是要制订一些具有高约束力的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但在西雅图没有制订出来，而且此后所有的尝试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阿雷格里港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不同社会运动所组成的一个世界性联盟在水平主义原 则（horizontalist  principles）的基础上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且这一会议此后一直定期举行。他们选择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名字来表明对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机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反对。

关于这相互对立的两极谁将会更加盛行的争论构成了一场十分活跃的世界政治斗争。 摆在这两边面前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应该如何改革，而是用什么取代这一体系。按照2011年出现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既关乎1%少数人，也关乎99%多数人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理解的。的确，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正常运转。这并不是错误的。但是，在当前状况下，继续使用旧规则事实上加剧了这次结构性危机。对于那些清楚这一斗争本质的争论双方而言，这一问题变成了采用什么战略才能使他们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而关于这一问题，两大阵营存在分歧。

诚如复杂性研究所主张，可以确定的是结果是根本无法预测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却可以被粗略地勾勒出来。一种选择是这样一个体系，它能够按照非资本主义方式重新塑 造当前体系的三大定义性特征——等级制度、剥削和两极分化。另一种选择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体系，这种体系相对民主和平等。我将这两种可能的选择称为：“达沃斯精神”和“阿 雷格里港精神”。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两大阵营内部关于最理想和最有效战略的争论。

“达沃斯精神”阵营内部是高度分化的。一群成员支持严厉镇压战略，并正在毫不迟疑 地组织武装执法者网络以压制反对派。 但是另一群成员并不相信镇压战略的长期效果。他 们支持一种迪·兰佩杜萨（di Lampedusa）战略，这种战略认为若想保持现状便要做出改变。他们谈论精英管理、绿色资本主义、更多的公平、多样性以及对反叛者的更多包容，并因此试图建立一个相对更加民主和公平的体系。

“阿雷格里港精神”阵营也同样存在内部分歧。“水平主义者”认为过渡战略至关重要。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进行辩论，并寻求所有人关于如何建立他们所认为的“更好的世界”的相对共识。他们强调所谓的“文明危机”，并拒绝将增长视为首要目标。相反，他们更加青睐实现社会目标的理性均衡。

但是，这一阵营内部的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不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赢得政治战争的，而有组织的力量的形成要求建立某种“垂直”组织。此外，这种声音还强调在南方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这为利益的再分配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资源。

因此，所形成的局面不是简单的两方争斗，而是由四方力量博弈所构成的政治格局。这当然令所有人都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既是知识层面的，也是道德层面的，又是政治层面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道德选择。对于类似的问题，没有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纯技术性的答案存在，甚至连一个纯知识性的答案都不存在。我们开始转向已被我们内化的价值观。最后，我们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采取政治行动。

我们可以说的是“历史”并不偏向任何一方。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没有选择到最好的政治 策略来实现我们的价值观。当未来回首时，我们可能会对如何从政治的角度而采取行动的错误感到遗憾。由于结果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充其量有50%的机会建立我们所希望 的世界体系，这既构成了乐观主义的理由，也成为了悲观主义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