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的根源

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的根源

王丽娜 编写　

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7—8月号刊登了印度学者乌特萨•帕特内克题为《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的根源》的文章，指出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量从 1980年到2005年不升反降，出现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农业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接轨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富人对肉类、瓜果、生物能源等产品的需求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为本国穷人生产粮食的用地，导致全球粮食生产下降。作者同时指出，印度等国放弃新自由主义，重建粮食收购补贴和储备体系已部分缓解了这种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自1991年印度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粮食产量与本国大量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过去十年间，“改革” 政策导致了农业的进一步萧条和失业率的逐渐上升，使印度国内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突出。总体而言，在印度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已经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收入不断地从多数人向少数富人转移，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衣食大不如前。当前全球性经济衰退造成了失业率的攀升，进一步限制了大众的消费，从而使印度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区分导致粮食问题的长期和短期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粮食从穷人手中夺走用于饲养牲畜，这一现象的产生由两种途径引起：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和粮食）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而后一途径与粮食的国内消费与对外出口这一矛盾紧密相关：自由贸易迫使发展中国家消除贸易壁垒，改变国内土地用途，增加出口产品用地，这样一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形成了粮食是用于国内消费还是为了其他利益而用于出口二者之间的矛盾。最后，人们把农业对能源日益增长的依赖称为第三个矛盾。我们将看到，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能够彻底地驳斥关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原因的一般假设。

人类粮食与动物饲料的竞争

中世纪的欧洲，粮食和饲料之间的竞争就已经开始。那时候，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同时满足人类和家畜过冬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普遍的季节性的家畜屠宰和对咸肉的高消费。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革命”也没有完全解决生产力低下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气候温和、饮食迥异、服装多样的殖民地进口小麦。西欧国家消费的糖、饮料、大米和棉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从被征服的热带地区掠夺来的进口盈余。由于殖民地的土地和资源被用于满足出口的需要，供殖民地人口消费的粮食不断减少。
现代的粮食与饲料竞争虽然本质上有所不同，但包含着类似的国际分工，即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为世界部分富裕人口生产动物饲料和畜产品。粮食的淀粉含量是饲料的2倍，由于这些粮食被转化为昂贵的畜产品，结果导致畜产品的能量和蛋白质含量大大低于未加工饲料中的能量和蛋白质含量。如，l千克牛肉能提供1140卡路里的能量和226克蛋白质，但是，生产1千克牛肉所需要的饲料作物，如果直接作为粮食消费（而不是被转化为牛肉），则能提供24150卡路里的能量和700克蛋白质（见表1）。

表1畜产品中的能量和蛋白质及生产它们所需的饲料

能量（卡路里） 蛋白质（克）
1千克鸡肉/鸡蛋需要 1090 259
2千克饲料作物 6900 200
1千克猪肉需要 1180 187
3千克饲料作物 10350 300
1千克牛肉需要 1140 226
7千克饲料作物 24150 700

昂贵的畜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是他们把粮食抽走用作动物饲料，从而减少了全球和某个特定的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对粮食的直接消费。根据实验观察，我们可以得到每一个技术水平的畜产品与粮食的转化率，即每单位的牛奶、鸡蛋、肉等能够被分解为许多单位的粮食。精确的转化率随着家畜生产的工业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以发达国家的转化率为例，1公升牛奶相当于0．2千克粮食，而 1千克鸡蛋或家禽肉相当于2千克的粮食，等等。动物越大，转化率越高，1千克牛肉至少需要7千克饲料作物。
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与粮食的整体消费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粮食的消费有两种形式：第一是粮食的直接消费，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如面包、饼干、蛋糕等（在发展中国家，如米饭、印度抛饼、玉米粉圆饼、皮塔饼等）；第二是粮食的间接消费——由一定量的饲料作物转化而成的畜产品（如牛奶、黄油、鸡蛋。家禽肉以及牛羊肉）。人类粮食消费的总量是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之和。
随着个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畜产品消费的粮食总量也不断增长，所以人均粮食消费总量也随着收入的增加急剧增长。谷物类粮食的直接需求在家庭粮食预算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谷物的总需求是绝对增加的，所以粮食预算总额并没有减少。
在落后国家，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很低；随着收入的增加，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上升；然后呈平稳状态，一旦达到非常高的收入水平时，消费可能会下降。
在落后国家，把粮食作为生产畜产品饲料的间接需求几乎为零。在那里，畜产品的消费主要靠打猎和天然放牧。随着社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天然放牧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圈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饲养动物的饲料对粮食的间接需求明显地上升，并最终超过了对粮食的直接需求。对粮食的总需求是两条曲线之和，并且随着经济达到高收入水平而急剧上升。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费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人每年消费近1吨粮食，其中的4／5是间接需求。随着比较健康的饮食趋势的出现，美国粮食需求总量正在缓慢地下降，但仍居世界最高，年人均粮食消费可达900千克。而最不发达国家年人均粮食消费仅130千克。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指出：对于粮食的需求存在一个自然上限，因为一个人能吃多少粮食由他胃的大小决定。他无法预测当人们富裕时，对畜产品需求的急剧上涨度是多少。美国人均直接和间接粮食需求总和每年达900千克，是最贫穷国家人均粮食需求的7倍。尽管北美人的胃显然不是一般人的7倍大。为了满足工作和健康需要而摄入的日最低能量所需要的直接粮食消费在最贫困的国家经常得不到满足。任何微小的产量或进口缺口都能使大量人口陷入饥荒状态。这并不总是因为这些国家生产的粮食太少以至于不能养活它们的人口，而是因为它们生产的粮食的最终用途是由拥有较高购买力的精英和比较富裕的北方人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
食用大型动物的肉是满足能量和蛋白质需求的一种极其浪费的方式。美国一个消费者日常食用的半磅重的牛肉汉堡能满足三个印度人（粮食和牛奶搭配食用）每日所需的全部能量和蛋白质的需要。习惯吃牛肉的、长期垄断世界粮食供应的发达国家，不仅从发展中国家购买粮食，而且精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像豆饼之类的食物，以维系其肉食工业。仅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的谷物消费量却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40％左右。
在某些特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间接使用份额的增长，中、高收入阶层能够使国内粮食消费陷入困境。而低收入阶层甚至被剥夺了满足其最低需求的直接消费。在贫穷国家，畜产品消费增加并不是生产现代化的结果，而是以森林和水资源的迅速减少为代价的。例如，对印度部落人来说，他们的畜产品消费多是诱捕鸟类和鱼类。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增加 10％导致了畜产品需求增加 14％—16％。在印度，由于 8％的 GDP增长和 6％的人均收入增长，年畜产品消费增长9％，导致对饲料作物的衍生需求增加，使粮食的直接消费比重下降。因此，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高阶层收入的增加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粮食供应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负面作用。

虽然收入增加，但是粮食消费持续下降

发达国家观察员普遍认为，2007年和2008年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是由中国和印度部分富人粮食需求的快速增长引起的。多年来，这些地区的年人均收入保持6％—9％的增长，高收入群体对于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然而，对于解释全球粮食价格的通货膨胀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论点。与小布什总统和保罗•克鲁格曼观点截然不同的评论员可能也正希望看到，两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总量大幅上升。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会变成事实，因为他们的观点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那就是收入分配保持不变。
事实正相反，由于国家对农村发展投入的减少，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下降（货币收入相对于价格变化的调整），使得人们的粮食消费减少。公共事业，如运输、电力以及卫生服务等行业的高成本，迫使人们进一步削减粮食支出。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和中国人均粮食消费大幅度下降，只有高收入群体的粮食需求迅速增加。统计资料指出，在印度，大多数人收入和购买力的缩减大大抵消了少数富人粮食需求的上升。尽管我们见证的是印度的情况，但对于人均粮食消费下降的中国而言，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
粮食实际消费低于预期消费是因为后者假定收入分配是不变的。而事实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正不断加剧。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在1999年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巴拉、哈泽尔和科尔预测，基于印度人均收入年增长6％的假设，到2020年印度将总计消费粮食3，75亿吨（2．67亿吨直接消费，1．08亿吨为间接消费），同时也作了人均收入年增长3．7％的假设。从两个投影图中显示的粮食消费增长率可以估计出，2004、2005两年的总需求分别为 l．985亿吨和2.185亿吨。
然而，2004年和2005年的实际需求仅1．57亿吨。对于第一种人均收入增长3．7％的假设出现了 4150万吨的赤字，而对于 6％的假设更是达到了 6250万吨的赤字。这些预测远远高于实际消费，即使所用的参数是合理的，作者也不得不作出收入分配将保待不变的假设。因为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将无法预测粮食消费的变化趋势。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到的是最不合理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收入绝对下降。粮食实际需求陡然下降反映出总需求曲线降低。这一降幅远大于人均产出，到2002年以后，产出下降速度高于需求下降速度。从1991年起，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失业率上升，大众消费严重萎缩和饥饿不断增加，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都忽视了这一点。
实际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与1991年相比，2005年印度每5口之家的粮食消费减少了110千克，这就反映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少数富裕人群的粮食摄入量急剧上升，而大多数人粮食摄入量的下降远远超过了这个上升量。根据国家营养物质摄入量抽样调查报告显示，1993—1994年至 2004—2005年间，不仅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有所下降，其中4／5的农村人口的蛋白质摄入量也呈急剧下降趋势。
世界银行及印、中两国政府一直宣称贫困人口已减少。这种贫困是基于不恰当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他们所采用的贫困线的定义也是被改过的。两国政府都使用营养标准定义贫困线，即一个家庭总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例要达到规定的、最低的营养标准。1973—1974年，印度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每月49卢比（按当时汇率换算大约是6美元），而中国则到1984年才刚刚开始设定贫困线标准，其中，农村贫困线为每年200元人民币或者每月16．67元人民币。然而，几年之后，营养标准的说法已经不再直接使用。
2005年印度农村贫困线仅为每月356卢比，平均每天还不到12卢比（约26美分），在自由市场上就连1千克大米都买不到。必须记住，这种贫困线（l卢比）是总支出，它连日常食物需求都不能满足，更不用说其他的非食物支出，如燃料、运输、服装、健康、教育，等等。同样，2007年中国官方的农村贫困线标准是每年1067元人民币或者每天2．92元人民币，而当时最便宜的大米的价格是每千克4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如果把美国南部地区贫困线定为每天1美元的话，那一定是件十分荒谬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所谓的贫困线只能算作赤贫线，在这个水平上生活的人们能量摄入量很低，远远低于规定的营养标准。贫困线标准已经获准下调，而大家也无需为贫困比例下降感到惊讶，这就和一个学校不断地降低及格分数线并声称提高了学习成绩一样虚假。实际上，真正的贫困线要比官方公布的高两倍还多，如果以这个贫困线为标准，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和强调出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