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当革命局势再临，我们需已做好准备
2017.12.24作者：张跃然
来源：端传媒（theinitium） 编者按：面对帝国主义战争、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人们有权追求和平而有尊严的生活。而对于100年前的俄国人民来说，他们的争取却受到一次次的背弃与镇压。工人阶级、俄国人民由此愈发激进，推动着布尔什维克抛弃之前的预想，选择发动十月革命。诚然，没有布尔什维克对基层党员的培养领导、对积极工人的理论灌输，革命运动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大多数工人何时会产生激进行动的要求，则是复杂现实的产物，布尔什维克无法预料也无法操控。 有人评论，是革命者的乌托邦情结、“虚构的价值”，将人们带入残酷的悲剧。然而，正是统治阶级和改良派，不遗余力地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秩序辩护，并操弄着民族主义的虚构价值，将人民驱赶上帝国主义的战场。这一现实激发了工农兵的斗争性，革命者描绘再多共产主义的蓝图也抵不过现实生活的刺激。这个时候，革命者如果不响应群众的需要，以革命来回答当局的镇压，就无异于在悲剧面前束手就擒。时至今日，“温和的”悲剧仍在上演，种族相残、争霸战争等惨烈悲剧的阴霾则无时无刻不在笼罩着人类。 如此说来，“告别（阶级）革命”不过是一种天真想象。马克思-列宁-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已然揭示阶级间的对立不能被资本主义所消除。只要我们认同劳动者立场的社会抗争运动，就应当承认这种运动将在一定情势下面临革命与被镇压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100年前的俄国革命者并没有做好掌权的准备——如何处理党内派别的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等党派的关系，如何面对德国的进攻、世界革命的失败，如何在内战中维持政权的运转……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使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个积重难返的体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他们仍未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如果说我们应该从这一悲剧中学到什么，那一定不会是“告别革命”，而是我们不仅要思考抗争运动“怎么办”，还必须要思考革命之后“怎么办”。没有人能设想出百分之百的路线图，但如果不懂得汲取教训，尽量避免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则是在白白浪费前人的牺牲。 纪念十月革命吧！因为，“告别革命”只能无限延伸悲剧的锁链，而革命者将站在先辈的肩膀上终结它。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一百年后，无论是在中国，俄罗斯或是其他地方，这场革命的相关叙述与评价都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永恒主题——对俄国革命的评价，永远植根于评价者对其当下所处政治环境的理解——也体现出这场革命本身的过程和遗产是多么复杂。 因为革命之后的苏联史充满了悲剧，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告别革命吗?或者，在面对高压强权的地方，十月革命的历史，仍然有进步价值吗?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这个时代，重新反思这场革命?今天的政治运动参与者，可以从这场革命中学到什么?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回到俄国革命的历史情境本身，去仔细观察1917年俄国的行动者们——尤其是布尔什维克——面对怎样的局势、他们为什么做出了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究竟是什么历史情境的产物。只有透过具体的历史情境，我们才能将当下面对的现实与1917年的俄国对接，发现背后相同的历史困境，从而由“告别革命”与“革命必胜”的天真想象中走出来。 革命是否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 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到1917的后一年：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共產党的主要领导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被捕遇害前曾写下一篇题为《柏林秩序井然》的文章，反思这场革命的前前后后。在文章中，卢森堡坦诚地承认，彼时的德国，没有给革命提供成熟的准备条件。但她更明确地指出，并不能因为革命准备不充分，就认为这场革命的发动是错误的：“革命不是凭自己的愿望，在广阔的田野上按照‘战略家们’巧妙地制定的计划行动的。革命的敌人也有主动性，的确，通常说来，他们发挥主动性的情况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在镇压革命力量的步步紧逼下，发动革命是唯一的选择，而革命一旦发动，开弓就没有回头箭——“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 卢森堡的这番话意味着：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往往并不由一小撮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不是一个经由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详细的策略制定后一步步发动和执行的过程。恰恰相反，革命的发生是“革命局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的产物。 “革命局势”往往突如其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局势的发展也往往瞬息万变。它有两种特殊性。第一，它为革命提供了罕见的宝贵机会：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民众的抗争热情就像火药桶被点燃，动员变得极为容易。第二，它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民众抗争热情高涨的时候，支持旧体制的保守力量也在紧锣密鼓地动员，伺机镇压民众。巨大机会与巨大危险并存之时，要么抓住机会发动革命，要么错失机会等着被消灭——革命，对支持抗争、寻求变革的政治力量来说是唯一的自卫手段。 “革命局势”什么时候出现，不是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说了算的。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革命者往往并没有准备好。因此，摆在革命者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抓住机会，还是错失机会等待准备好的那一天？面对这种局面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更何况，他们的敌人，即保守的政治势力也在紧锣密鼓、虎视眈眈。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更具体地说，1917年的列宁——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局势”。
当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纺织女工在1917年国际劳动妇女节(儒略历2月23日)这天走出工厂、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这是出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个左翼革命党意料的。就在前一天，布尔什维克还召集纺织女工中的积极分子开会，指示她们不要在妇女节这天发起过激的政治行动。抗议示威的规模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张，虽然许多基层布尔什维克党员积极参与，但布尔什维克的高层在这个过程中并未扮演什么领导角色。短短几天内，民众的自发参与汇成汪氵羊大海，吞没了沙俄政权，史称“二月革命”。 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应该怎么做? 沙皇退位之后，代表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和代表工人、基层士兵、农民的“苏维埃”系统形成对峙的“双重权力”(dual power)局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认为，“双重权力”应该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维持下去，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核心权力，先好好发展资本主义。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以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主流意见也认为，应该维持“双重权力”体系，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导局面。 而到了四月份，在外流亡的列宁终于回到俄国之后，他在《四月提纲》中抛出了一个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声音完全不同的形势判断。在列宁看来，“双重权力”体系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广大工人、基层士兵、农民要求俄国从一战中撤出、要求全面的政治参与、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八小时工作日、要求土地再分配，但临时政府完全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如此一来，矛盾只会不断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抗争精神会越来越强烈，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则相应地越来越倾向于镇压民众、并和保皇党走得越来越近。如此一来，要么民众成功推翻临时政府，要么民众推翻临时政府失败、遭到资产阶级镇压。 换句话说，列宁正是将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定义成一种“革命局势”。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不断加深、抗争情绪空前高涨，工人们一波接一波地发起工人自治运动、夺回工厂的控制权，并自发组建“工人赤卫队”、壮大抗争实力。抗争力量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壮大，固然有赖于革命政党十几年来在工人中的教育、深耕，但抗争意识的种子一旦播下之后，在短时间内的突然蔓延，却不是任何革命政党可以控制和预料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自发动员和抗争必然不能被临时政府所容忍，后者也在暗中壮大实力，筹备对民众的镇压。 摆在列宁眼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机会，但这个机会一旦抓不住、一旦任由民众的抗争以高度自发的方式发展下去，那么最终带来的很有可能是反扑。在“革命局势”中，对站在临时政府对立面的工人和士兵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动将民众的抗争统筹和组织起来，为民众的抗争提出统一的、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将分散的抗争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通过策略性的政治行动，最终废除临时政府、将所有政治权力交到苏维埃手中(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这些主张，是列宁对二月革命后的“革命局势”敏锐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他的一贯看法。事实上，在1917年以前，认为推翻封建䌸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可以无缝衔接的，只有被广泛认为是“疯子”的托洛茨基(LeonTrotsky)一人而已。当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抓住机会、带领民众推翻临时政府的观点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第一反应是列宁也疯了。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一开始支持列宁主张的，只有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但在列宁不断的努力劝说以及基层党员的热情感染下，《四月提纲》最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官方路线。 1917年四月之后局势的走向，印证了列宁的判断。四月底，因为临时政府迟迟不退出一战而感到沮丧的民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作为妥协，自由派同意重组临时政府，将当时在苏维埃中占有主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吸纳到政府中。但重组后的临时政府依然不退出一战，而且也不愿满足工人、基层士兵、农民的其他政治经济诉求。 到了七月份，感到忍无可忍的士兵、工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试图发动起义、将临时政府的权力全面移交给苏维埃。但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高层认为，民众的力量还不足以在和政府的对峙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及时制止了这次起义。虽然起义并未发生，但已经感到惊惧的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下，对抗议者和布尔什维克展开反扑，数百人被杀、托洛茨基被捕、列宁被通缉。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民众真的发动了这次起义、如果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临时政府的镇压还要比这血腥得多。 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开始和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等军队中的保皇党接近。最终，科尔尼洛夫试图在八月底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䌸制。挫败这场政变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带领的大批民众。“工人赤卫队”在彼得格勒迅速组织起来布防，其他民众也用各种方式阻止科尔尼洛夫指挥的军队逼近首都、煽动士兵叛逃。布尔什维克在挫败政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显示出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和动员，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和基层士兵中已经建立起极强的号召力。在九月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改选中，布尔什维克取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赢得了绝对多数。 这一系列事件，让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实力，也让临时政府在民众中彻底失去了任何合法性。最终，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变得水到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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