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局势再临，我们需已做好准备

没有成熟的果子，“没有准备好”的革命

　　回过头来看，1917年“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是完全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的。而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革命局势”中浮现的宝贵机会。如果布尔什维克选择去做更加充分的执政准备、而错过了这次机会，俄国革命的结局又将如何?芬兰革命的失败，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

　　在1917年二月份沙皇退位之后，原本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也陷入动荡，成立了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联合政府，接受了“高度自治但不独立于俄罗斯”的政治框架。但随着工人和农民的抗争热情越来越高涨，要求芬兰完全独立、要求芬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Finland， 当时芬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从联合政府手中夺权的声音越来越大。十月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芬兰社民党夺权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工人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强烈要求社民党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芬兰政权，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士兵也支持芬兰工人。然而，当时芬兰社民党内部的主流声音认为社民党还没有做好执政准备，因此放弃了夺权。之后的三个月中，党内的激进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劝说社民党同意夺权，最终在1918年一月发动夺权起义。但是，这三个月给了芬兰资产阶级以宝贵的喘息之机，他们壮大自身武装实力、培育“白卫队”、获得了德国的军事支持;支持芬兰工人的俄国军队也在1917年底被召回，导致芬兰工人的武装实力被削弱。最终，芬兰资产阶级在1918年四月挫败了芬兰工人和社民党的夺权行动，超过两万七千名“工人赤卫队”成员死于资产阶级的反扑。

　　芬兰的例子表明，当“革命局势”到来之时，民众的抗争诉求迅速激化成革命性的力量，而引领这种抗争的组织和领袖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及时抓住“革命局势”提供的机会，最后很可能会给整个抗争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在芬兰的例子中，工人阶级革命虽然遭遇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给后续的政治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这之后的芬兰政府，一直被“革命也许会重演”的幽灵所笼罩，因此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用安抚的方式削弱抗争的土壤，这才有了后来芬兰(建立在世界体系核心地位之上的)被高度称赞的福利国家体制。

　　布尔什维克抓住了转瞬即逝的“革命局势”，因为机会一旦错过，后果很可能就是巨大的悲剧。然而，布尔什维克终究没有躲过另一重历史的悲剧：“革命局势”出现在他们完全没有做好掌权准备的时刻，他们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没有预想到掌权之后面对的困难。

　　这不禁让人想起对某场运动的一个著名评价：“(这场运动是)还没有熟的一个果子，一些人就很饿，饥不择食……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你要说不应该吃，可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可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个不可以吃的东西。”

　　这番话在不经意间，恰恰概括了1917俄国革命的历史悲剧性。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抓住机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如对于一个饥饿难耐的人来说，吃掉眼前的果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布尔什维克毕竟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正如这个被吃掉的果子毕竟是没有成熟的。但没有办法，果子往往都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出现在人们眼前，如果等到它熟了再吃，人就要饿死了。

　　对于一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重要的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而是在掌权之后的第一天要如何做。革命的要义不在于推翻的旧秩序是什么，而在于要去建立的新秩序是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掌权的那一刻，他们没有预料到在掌权之后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困难、更没有想过如何去解决这些可能的困难。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始至终都坚定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革命之火能向西蔓延、欧洲各国都由工人阶级掌权、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始终坚信，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1917俄国革命之后，革命之火的确开始向西蔓延：德国在1918年底爆发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奥匈帝国崩溃之后，奥地利的阶级矛盾大规模爆发，匈牙利在1919年三月份成立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1919-1920年间意大利出现了巨大规模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然而，革命的希望转瞬即逝，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阶级被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在罗马尼亚和协约国的炮火之下，意大利的占领工厂运动也最终失败。如果革命在其他国家无法取得成功，俄国应该怎么办？列宁不知道，托洛茨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在坏消息从欧洲各国纷纷传来之前，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内部早已是矛盾重重。临时政府被废除之后，在“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关系”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意见分歧很大，其中列宁、托洛茨基态度过于强硬，甚至都不愿意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Mensheviks-Internationalists)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LeftSR)合作。列宁曾经将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动员人民、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目标。但在1917年十一月立宪议会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输给社会革命党，未能取得多数，而1918年一月立宪会议第一次召开之际，列宁提出的许多政纲也没有得到通过，于是，布尔什维克强行将立宪会议解散。1917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同意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仅仅过了三个月，因为在“是否接受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这一问题上与列宁出现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联合政府。这一系列事件，开启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䌸制之路。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对布尔什维克打击巨大。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的渗透极其有限，而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恰恰享有广泛的支持。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工人阶级、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在1917年远没有变成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十一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工人中取得压倒性多数，社会革命党依然靠着农民的广泛支持赢得了选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布尔什维克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农民，在推行农村改革时严重受阻，无法获得农民的有力支持，只能诉诸于血腥残暴的手段完成粮食征收。

　　而随着保守派在欧洲国家支持下反攻，1918年内战的爆发，让布尔什维克政权到了崩溃的边缘——在1917年十月废除临时政府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怎可能预料到，前方还有一场可怕的内战等着他们？在美英法德支持下，失去权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和保皇党组织起“白军”，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1917年以前的托洛茨基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会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去指挥作战。“建设新社会”的努力必须停止了，一切政策和资源都要为战争动员服务。先是可怕的“战时共产主义”，后是被斥为右倾路线的“新经济政策”，这其中的转变，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执掌政权时的狼狈与惊惶失措。而这场伤亡惨重的内战，也几乎彻底摧毁了1917年革命赖以发生的工人阶级。

　　疲于应战的布尔什维克，拿不出足够的人手来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的政治工作几乎瘫痪。同时，人手的稀缺也使得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依赖于沙俄时代的旧官僚阶级来维持国家职能部门的运作。一台大型的僵化官僚机器浮现出雏形，这成为了让列宁晚年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著名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產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成功、而在欧洲国家失败时指出：俄国的国家机器和民众之间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中介，因此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而在欧洲，发达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紧密联动、保护着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让无产阶级夺权变得十分困难。葛兰西写道：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公民社会结构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壁垒和工事。”

　　某种角度讲，葛兰西在俄国和西欧之间所做的对比并不准确。俄国并不是只有国家这个“壕沟”、而没有“壁垒和工事”。俄国和西欧之间的区别根本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关系不同：在西欧，公民社会中的“壁垒和工事”，使得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占领“壕沟”；但在俄国，占领“壕沟”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恰恰是在占领之后，无产阶级不得不面对“壕沟”背后重重“壁垒和工事”——比如农村传统社会、官僚阶层——的巨大挑战。

　　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并未做好掌权准备的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机会——毕竟，局势的出现与否不由人掌握，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在掌权后，布尔什维克终于还是为“没做好准备”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

向“告别革命”说声告别

　　在一百年后回看1917，今天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1917俄国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悲剧走向，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悲剧，是“革命局势”的出现与革命者的掌权准备进程之间发生错位而造成的悲剧，而不是某几个人、某几项行动策略造成的悲剧。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俄国革命对于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现实政治斗争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论是鼓吹“告别革命”(鼓吹者同时忽略了，那些革命的幽灵退场之后的国家，也往往从此与进步主义的重大政治、社会变革绝缘，进入停滞甚至倒退)，还是争论“革命还是改良”(说得就好像社会变革的具体过程真的能被争论者的意志所左右一样)，这些讨论都脱离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因此也就无法真正通过比照历史来进入今天的政治现实。只有理解了一百年前的布尔什维克面对的是什么、为什么做出了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我们才可能开始讨论今天的我们面对的又是什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不管是以革命之名、以改良之名还是以其他的名义——要想发生，有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抗争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们站起来、走出来，在工作场所与企业主对抗，在街头与国家机器对抗，这样的抗争要么在政治舞台中成功赢得了话语权、要么逼迫当权者在一种“革命和混乱即将到来”的惊恐气氛中妥协，这才有了欧美各国对基本劳动权益的保障和福利国家体制，才有了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权成果，才有了台湾、韩国与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才有了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出台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劳动合同法。而在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运动衰落之后，先前通过抗争赢取的变革果实也往往被国家与资本拿了回去——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拉美“粉红浪潮”的退场、韩国民主化之后选举政治的寡头化、波兰与匈牙利的威权主义转向，都是草根基层社运凋零之后的惨痛后果。

　　当然，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抗争，并不总是能直接带来政治、社会变革，这个过程的实现，可能还需要上层政治的博弈运作、需要代议制民主框架下选举环节的动员、需要个别抗争者的激进施压行动等等，但这些都只是“大规模民众抗争”这片土壤上生长出的枝叶，而不是土壤本身。任何重大的变革诉求，最初一定不会被既定游戏规则内的当权者所容忍，当权者也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独狼式”抗争行动而妥协。这种变革，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人们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来赢得，也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人们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来守护。

　　因此，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我们期盼的是某种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那我们最紧要的任务都是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一场宏大的、自下而上的、打破既定游戏规则的抗争运动中来。

　　然而，一旦人们开始动员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抗争、一旦大众抗争运动开始出现，那么这种运动最终通向的结局——是革命、改良、被镇压还是其他——就不取决于任何动员者和抗争者的主观目的和行动策略，而取决于历史中种种结构力量和偶然因素的复杂交织。即使动员者和抗争者一开始并没有革命意愿、只有改良诉求，大众抗争运动也依然有可能在特殊的条件下——比如长期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的火药桶式爆发、当权者无法或者不愿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矛盾不可调和、抗争情绪在民众中的大范围蔓延和激化——转化成“革命局势”，变成“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所有的大众抗争运动，不管一开始是否带有革命色彩，都存在着向“革命局势”转化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否会实现、在什么时候会实现，是任何人都无法事先判断和预料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悖论般的现实：只要我们还呼唤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我们就必须拥抱大众抗争运动，但任何大众抗争运动，都可能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转化成“革命局势”。从这个角度看，对革命的讨论和准备是任何政治抗争的题中之意。

　　换句话说，并不是只要我们有了“告别革命”的主观意愿，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的抗争图景中消失。对于“告别革命”的想象，其实是在大众抗争运动缺失、任何重大的进步主义社会变革都无法实现的年代里，对“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天真想象。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大众抗争运动，都可能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转化成“革命局势”;如果我们承认：1917俄国革命的悲剧根源，是“革命局势”的出现与革命者的掌权准备进程之间发生错位;那么，对于在今天致力于推动大众抗争的政治参与者来说，1917革命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大众抗争运动的领袖，无法掌控“革命局势”会不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他们可以掌控的，是在“革命局势”出乎意料地出现之时，在民众的抗争诉求演变成对推翻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呼唤之时，这场抗争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夺权、掌权做好了准备。掌握政权之后，人们应该怎么做？会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如果掌权后的局势没能向事先预料的方向发展，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如果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才开始思考、甚至在掌握政权以后才开始思考，那就太晚了。诚然，革命注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没有人能事先计划一切，但如果对“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一天应该做什么”没有思考、对革命成功之后可能遭遇的巨大困难和反扑没有预见，那么掌握了政治权力的革命者注定会是惊慌失措的，注定会重演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历史的转折点会不会到来、什么时候到来，这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事情。人可以决定的，是在历史转折点到来的时候，能够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而这，需要我们从放弃对于“告别革命”的幻想做起、从开始认真严肃地讨论革命做起。

　　作者简介：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政见CNPolitics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感谢尤玲对本文的宝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