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各派在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

2017-12-26 01:4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051| 评论: 12|原作者: 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周年|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文革与毛式生产政体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官场修正主义的识别标准就在于此，群众组织起来对干部行使批评权的依据，就是对单位制内部持久的干群互动的历史记忆的激活。起源于三湾改编的毛式公共领域的不同政见，是文革派别分化和改革认识的起点。

老田 |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五：

文革各派在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4周年

原创 2017-12-26 老田激流网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少数官员掌握管理手段去激励或者控制被管理者的管理想象力，不能成立。为此，有了一场管理上的革命，对于这一次管理上的革命，邓小平和党内许多高官是有着不同政见的。建国后，在革命时代的管理想象力和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确立了否定雇佣劳动制的毛式生产政体——单位制，在单位制内部管理权不得侵犯劳动者的成员资格，是一个主要的特点。毛式生产政体内在地继承了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并与苏联那种“缺政治”的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1960年3月毛泽东归纳了鞍钢宪法，其内容不仅继承了三湾改编的精神遗产，也与苏联那种干部垄断管理权的生产政体形成了区别。

文革与毛式生产政体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官场修正主义的识别标准就在于此，同时，群众组织起来对干部行使批评权的依据，就是对单位制内部持久的干群互动的历史记忆的激活；而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和当权派，也一样依托单位制内部具体的干部互动关系。在文革进程中与结束后，对毛式生产政体内部最为关键的精神遗产——起源于三湾改编的毛式公共领域的不同政见，是文革派别分化和改革认识的起点。

1、革命路线与毛式公共领域

1927年秋收起义的残军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这次改编确立了完全有别于常规的管理规则，毛泽东称之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些管理权的新规则的内容是：“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规则，虽然降低了官员干预下级的能力和手段，但是在管理对象那里的收获则空前好：“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派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

三湾改编确立的各项规则，是对常规管理想象力的根本性颠覆，这意味着追求管理绩效不再依靠管理者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去对被管理者进行激励和控制，而是转而依靠被管理者自愿付出的高水平努力。革命时期出现的这种对常规管理想象力的否定，是受到环境条件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1958年毛泽东对此一变革有一个回顾，说：“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2]据黄克诚回忆，之所以搞官民一致和待遇完全平等，是因为迫不得已，井冈山大小五井地区“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因为经济困难缺乏进行差别待遇激励的条件，不得不实行待遇平等的管理方式。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管理权的行使方式，进行了新的归纳，要求“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1948年他又把这个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行使的新型管理权模式，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

从三湾改编开始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到延安整风时期推广的群众路线，革命年代对管理的想象力抛弃了依靠管理者通过管理手段去激励或者控制被管理者的常规想象力，管理权较为全面地对被管理者开放，管理绩效更多地依靠被管理者的自觉努力，而管理者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如何有效运用管理手段作用于被管理者，而是反过来建设和维护被管理者对于目标的高度认同和高水平努力。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管理相比，这个管理想象力是抛弃了私人领域的规则，实现了管理权行使方面的公共化，确立了一个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积极互动的毛式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中间共同处置管理事务。

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是毛式公共领域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基础内部管理权民主化的关键，在这样的管理权行使过程中间，葛兰西所称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够存在，并通过掌权的干部和参与管理事务的积极分子来体现，群众的要求和体验会通过这样的权力运作过程源源不断地输入管理过程，而运作权力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也会内在于劳动者的经验和认识。革命年代干部脱离群众就无从生存，因此，干部深入群众有一定的自觉性。在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这个脱离群众的“无机化”取向有增无已：“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4]从这个方面回顾，不再联系群众而行使权力，肯定是有机知识分子“无机化”的起点，干部也不再与群众同甘共苦了，这也是社会分化规则作用于干群关系领域的关键。

如果把干部主动或者被动采取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作为标准去考察，就能够发现：自从造反派出现并开始有组织地对干部行使批评权的那一刻开始，干部立即就会感到空前自觉的联系群众需要——不过首先是联系保守派群众去压制造反派。群众中间的亲体制力量就此受到干部的动员，迅速进入政治场域实现与干部联手，毛泽东看到了——“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5]干部重新开始与群众结合，恢复某种有机知识分子的特点，最初是在造反派的批评压力之下，通过与保守派密切联系来实现的。

文革伊始，造反派作为政治异化的批判力量一出场，就给予当权派以强烈的刺激，使得他们首次感到需要去紧密结合保守派，这是主动的有机化，而造反派对于当权派及其主导的政治异化的批评力度和有效性，则构成了当权派不得不选择的被动有机化。当权派不得不选择一定程度的主动和被动的再有机化努力，还会在毛泽东强调文革“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心理威慑下而放大。群众组织起来行使批评权，是与当权派滥用权力而积欠的政治债务大小有关的，只要下一次文革还会重来，在权力行使之先，就需要考虑减少各种得罪群众的权力滥用方式以及力戒各种不公正地运用权力的偏私，这迫使当权派关注权力滥用的负外部性记忆问题，为此不得不更为谨慎而公正地运用其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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