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各派在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

2017-12-26 01:4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050| 评论: 12|原作者: 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周年|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文革与毛式生产政体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官场修正主义的识别标准就在于此，群众组织起来对干部行使批评权的依据，就是对单位制内部持久的干群互动的历史记忆的激活。起源于三湾改编的毛式公共领域的不同政见，是文革派别分化和改革认识的起点。

3、经济基础的内部管理权与毛式公共领域的关系

在文革期间，报章上经常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批评是与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有关的。这个分歧还可以用文革期间的政治博弈来进行检验，大体而言，有着三个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毛泽东设计的文革时想要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为此支持学术界的“小资本”批判“大资本”（学术场域的大小资本竞争是布迪厄的一个概括），据此重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领导权；而造反派的文革，则是针对日常政治生活中间的异化现象，而“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政治生活异化的人格化推动力量，这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坚持批评的两大对象；第三个文革的内容是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镇压造反派，对照文革结束后的改革经验和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管理经验，目的实际上是要终结管管权的开放性，封闭跟随管理权开放性而来的毛式公共领域，重新划定公私领域的界线，把面对面这一层级的管理权包括在私人领域之内，这就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一致性了。[16]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主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非毛化，随后按照他自己的认识进行了改革开放，使得整个的经济基础出现了根本性的质变。拿这一段经验，来检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不是否定文革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什么极左，而是直接针对了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规则，邓当然对鞍钢宪法也有着不同政见，为此曾经拒绝宣传鞍钢宪法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7]而且他对于管理绩效的想象力，全部集中于如何强化干部垄断管理权并强硬地运用管理手段，去挟制被管理者多干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间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不久，于光远等人就开始写文章密集宣扬按劳分配（物质刺激）的好处，说这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的；为了实现管理权集中于干部手里做论证，报章连篇累牍地宣传“大锅饭养懒汉”的主题思想，认为没有干部权力的监督控制，劳动者就不愿意多干活。更晚的时候，从台湾游泳过来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借鉴美国阿尔钦等人关于团队生产和监督的理论，说毛时代的工厂管理体制体制缺乏对个人和企业的激励，农村生产队中间干部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水平而社员选择一个较低的劳动投入水平。这所有的想象力都集中于一点：没有权力对劳动者的有效干预，就没有努力水平的提高，因此，权力及其有效起作用的方式是逼迫劳动者选择高努力水平的唯一关键要素。应该说，此种基于管理绩效的想象力，不是反对普通的管理体制或者平均主义，而是与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想象力截然对立的表达。

需要指出：不管是于光远是从所谓的马克思话语出发对物质刺激的论证，还是林毅夫借鉴美国学界团队生产与监督的理论解释，都是在邓小平讲话和报章宣传“大锅饭养懒汉”之后，这个先后顺序是很清楚的。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宣布要增强大中型国企的活力和效益，恢复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以“大锅饭养懒汉”检索《人民日报》得到的部分结果。

与邓小平的管理想象力相反，毛泽东认为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邓小平则反过来认定缺了对个人的物质刺激和对企业的利润考核是根本行不通的。据毛泽东观察邓小平那种观点在官场中间还很有市场，毛教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中间的讲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8]

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看问题眼光出发，毛式生产政体的基本制度支撑点都会被弱化乃至于拆解，管理权的开放性会在强化管理权的改革中间被终结，最终会走向经济基础的全面复辟。中国后来的改革，从强化管理权和恢复按劳分配入手，逐步侵犯并剥夺劳动者的成员资格，最终实现了劳动者的雇佣化地位；在企业市场目标方面，恢复了为利润而生产开始，最终通过管理层买断实现了私有化。从这个历史经验看，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引入，在企业内部终结了毛式公共领域，在企业恢复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目的之后，会形成各种要素市场，最终会要求确立以利润实现为目标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各种社会条件，各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综合，被照美国左翼经济学者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依据这个理论，劳动力的雇佣条件以及企业的利润目标，是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制度的核心视角，如大卫·科兹等人就认为：资本谋利是制度建构的动因，“劳资关系”则是制度建构的核心，还应该把全球作为分析的单元。[19]用这个理论眼光进行对照，就会发现邓小平如何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进程，如何在中国创造出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并回复雇佣劳动制的。

在中国，单位制的确立和成员资格的出现，是毛式生产政体据以否定雇佣劳动制的要点。在邓小平时代，宣传上用“大锅饭养懒汉”作为首要的制度要素，去提炼和批判毛式生产政体的制度支撑点，据以支持取消劳动者成员资格的改革，最初阶段是把就业机会和收入作为管理权使用，然后恢复企业为利润而生产的目标，劳动用工制度经过合同制的过渡，在朱镕基任上通过买断工龄全面恢复雇佣劳动制，这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几个关键步骤。

文革期间则是在其反面进行了批判，对邓小平的批判是与批判管理权运用方面的“管卡压罚”联系在一起的，这恰好是维护毛式生产政体，反对由管理者垄断权力并以单方面掌握的物质刺激作为主要管理手段去制约下级或者劳动者，把这样的管理权垄断和强化想象视为背弃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要点。应该说，这些批判是准确地抓住了邓小平的管理想象力特点的。不仅如此，对于邓小平的想象力最后落实，会导致怎么样的演化步骤，应该说，批判者的预先推演，也较为准确地经受住了后来的历史检验。1975年依据毛泽东的提议写成，并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间，预测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大大扩张资产阶级法权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第二步是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起步，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第三步正处于紧锣密鼓之中，普世价值的鼓吹和美国民主的高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宏观意识形态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外貌。这个预测之所以能够经得起历史演化的检验，其内在逻辑在就于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治挂帅的观察视角，能够吻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演化的内在规则，同时还契合公有制社会中间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能够指望的权益扩张路径。

在邓小平1978年那个重要讲话之后，经过了几年的宣传和论证，于1984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中心思想要恢复对工人的物质刺激和对企业的利润挂帅，根据林毅夫等人十多年之后完成的补充论证，这个改革措施很好地解决了对劳动者和企业的激励不足问题。[20]根据林毅夫等人的论证，国企效益会跟着管理强化或者激励加强而上升，但是，国企效益的数据不能够支持林毅夫的理论辩护，也不能够邓小平本人关于管理权的权威想象力，结果是：改革改了十多年之后，国企盈利能力极度下降，到了1996-1997年度，全部国企中间，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开始出现了全局性的亏损（国企盈利状况见下图）。此后，朱镕基上任发誓要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结果却是大部分国企实现“管理层买断”和“经营者持大股”实现了产权私有化，同时对大多数国企员工进行“买断工龄”随后在国企内部也恢复了雇佣劳动制。

从强化对工人的管理权入手的改革，最终证明除了可以复辟资本主义之外，并不能实际地增进企业效益，这已经为国企效益变化的趋势所证实。也就是说，邓小平试图通过强化管理权时期能够更好地激励和控制工人，让其多干活的想象力，未能通过体制改革而实现。恰好，在“大锅饭养懒汉”这个想象力的反面，较为具体的口述史研究揭示出：“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访谈所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21]

甚至，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不是改革前的企业效益不佳，而是恰好相反，改革前的企业效益极高，在今天反而很难理解。这给真正的学术研究提出一个这样的任务：需要揭示为什么毛时代国企效益比今日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水平（资产利润率约7%）要高出200%以上（见上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毛时代企业产品的实现成本极低，也即巴兰和斯威齐等人所说的“非生产性工人”数量少，整个经济体系的商业环节的价值实现和占有份额低，在价值链补偿和实现中间大部分回到了工厂，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这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具体揭示。但现象是清楚的：改革后工业企业的效益每况愈下，远低于此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说明邓小平及其所依仗的理论家，对于国企管理权与企业效益实现的想象力是完成错误的。

应该承认，基于毛泽东思想和新民民主义革命的理论框架，能够较为清晰地总结在毛式生产政体上的不同政见，而且能够识别出此一方面两种不同政见所隐含的不同利益实现要求，从而具有较高的“社会科学”所需的科学性，正因为如此，姚文元在事先就能够对邓小平和朱镕基等人改革选项，做出准确的预测。

1975年那个事先的准确预测，可以看做是共产党官场中间右翼造反能量，最后必定会收敛的制度化方向，也就是说，对于毛式生产政体的不同政见最终会体现向着常规管理模式和想象力的回归，如此就能够显著地提升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和利益，而邓小平的“大政策”显然就能够体现官场的集体意志和第一步利益诉求。因为业已把官员有效运用权力视为效益或者利润的源泉，在第一步的管理常规化完成之后，会逐步走向对于管理权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经过了承包制时期的利润分红，最终在朱镕基任上实现了经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买断，以实际资产价值的几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估价，实现了产权量化给管理层搞所谓的产权激励，这是完成私有化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完全彻底地建设一个与私有化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政治市场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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