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深度与思想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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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产生于民族解放战争胶着的特殊语境之中，惨烈的战争环境本不是文艺（文化）生长、发育的适当场合，但是，恰恰是这个不宜生长文化的环境吸引了文化，孕育了文学，一大批文学家、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来到战争的前沿，试图创造与民族解放战争相关联的文艺（文化），并以这种文艺（文化）影响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天然地拒绝战争（政治），甚至有主动服务战争（政治）、并与之联姻的动机和可能。既然文艺走进了战争环境，并试图与战争（政治）实现结合，这就现实地存在着文艺与战争协调的问题。
客观地讲，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有所思考，但至延安时期并没有系统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是民族解放战争培育的文化促使中国共产党认真面对和研究文艺（文化）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解说，制定应对原则、方针。应该说，自井冈山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着武装斗争以及对民族解放道路的选择等革命的战略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文化并不是非常急迫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文化发育地和中心在上海、重庆、北平、武汉，处于游击和流动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化基地和生产机制，文化一时还难以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然而，到了延安时期，虽然武装斗争、民族解放仍然是党的中心工作，但随着党的综合影响力的扩大，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文化问题一下子成为党必须面对并解决好的问题。这对于逐渐熟悉战争、成长着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一个新问题。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苏俄关于文艺（文化）的经验，但是否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相符合，是值得研究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期待中，《讲话》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文艺问题。
不可否认，《讲话》在带有时代印记的同时也具有历史的深度。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作为战争根据地的延安具有特殊性，文艺生长的环境与正常的和平时期有一定差异，但《讲话》针对战争环境，同时又超越特殊的社会环境，表现出了应有的高度和长远的视野，提出的命题和判断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
《讲话》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的立场问题，也就是从什么角度、以谁的身份说话，维护谁的利益和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在作家及其作品中存在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作品中都会或鲜明地，或隐含地反映着作家的立场，倾注着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立场问题从根本上说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作家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对周围的人和事，对社会生活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认同和判断，这是社会生活内容进入文艺作品的基本前提。因此，立场问题，关联着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向，是研究、评判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视点。
《讲话》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性问题。文学艺术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人和人的生活，没有人的活动、思想、情感以及呈现的丰富形态，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文学是人学正是基于这种语境而做出的判断。文学艺术产生的基础只能是人类的社会生活。这里，毛泽东专门论述了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537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文学艺术自身并不会产生文学艺术，只有人类的社会生活才能孕育文学艺术。所以，作家应该到社会生活中挖掘文学艺术的矿藏，以确立文学艺术的根基；同时，“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537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学艺术是为了继承和吸收其中的艺术精神、审美元素、表达方式、方法技巧等，文学艺术的真正血肉产生于深厚的社会生活的土壤。社会生活是一个全称的概念，它主要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不是某些人或少数人的生活，因此，《讲话》使用了“人民生活”的概念，特别强调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目的就是让作家拥有具有普遍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生活元素。但是，生活之流虽然丰富多样，只能是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本身并不是文学，还需要艺术家的选择、加工、创造，使其“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3]538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是《讲话》论述的重要问题。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众文艺与“小众文艺”的问题，亦即“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不同的著作中多次提出“人民的”或“民族的大众的”文艺（文化），他的思想归旨非常明确，那就是文学艺术要真正成为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拥有的艺术，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拥有、接受、欣赏的所谓的“阳春白雪”。这一问题关系着文学艺术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就价值意义的一般规律而言，文艺作品拥有的受众越多、传播得越广，越能体现其价值意义；反之亦然。延安时期，中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比较低，文艺必须注重普及，否则，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文艺就难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有，当然也就很难体现出其价值和力量。但《讲话》不仅重视普及，同时也强调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人民群众通过普及，文化水平、接受能力、欣赏能力有了提高，对文艺作品自然就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阳春白雪”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需求。所以，“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不仅文艺作品本身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文艺的接受对象也是能够转化的。历史是这样，现实亦如此。
《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3]546实际上，所谓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就是文艺作品评价中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问题。毛泽东所指的政治其实是一种宽泛的政治，所以即使在当时的语境下，《讲话》也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3]546“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3]534可以看出，这是从抗日的大局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考量文学艺术中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整体利益诉求和生存伦理为依据的价值评判，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政治。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中，提出“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与我们在艺术评判中强调的首先是思想价值，然后是艺术价值的评价原则是一致的，因为思想价值基本属于文艺作品内容的范畴，艺术价值大致属于文艺作品的形式、技巧范畴。没有丰富的内容，形式、技巧就会流于空壳；没有成熟的形式、技巧，作品就会失去艺术性，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高度融合的作品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
注释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A].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
[2]於可训认为，毛泽东的民间本位主义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他只能从民间形式中去寻求新的民族形式的艺术资源，同时也由重视开发和利用民间的文化资源与文艺资源，转向鼓励和提倡创造新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并把这种由工农群众自己创造的新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看作是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艺发展的方向。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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