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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对“中庸”观念的评价看批孔的重要性

2018-1-1 00: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575| 评论: 0|原作者: 旗帜日刊评论员|来自: 旗帜日刊

摘要: 中国历史上,但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或者开国的政治家,有很多是批孔的。但是当一个朝代走向腐朽时,统治者往往是尊孔的。辛亥革命后,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主张“打倒孔家店”的,而北洋军阀、袁世凯、蒋介石等历届反动统治者,却都是尊孔的。

从毛主席对“中庸”观念的评价看批孔的重要性

2017.12.31旗帜日刊 评论员


中国历史上,但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或者开国的政治家,有很多是批孔的。但是当一个朝代走向腐朽时,统治者往往是尊孔的。辛亥革命后,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主张“打倒孔家店”的,而北洋军阀、袁世凯、蒋介石等历届反动统治者,却都是尊孔的。

毛主席晚年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抬出来,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在“批林”的同时要发动“批孔”?批孔的关键在哪里?“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中庸”这个思想概念早就见于孔子的《论语》,我们可以从《论语》中的两段话看出孔子心中的中庸之意。


《论语·子路》说:“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偏激、冒进,狷者懦弱、不敢作为。)


《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一位更贤能呢?孔子说:子张的行为往往过分,子夏的行为则往往不到位。子贡问:那么是不是子张好一点呢?孔子说:做得过分和做得不到位,都是一样的。)


孔子这里说的“中行”就是中庸,孔子虽然没有说什么是中行,但他明确地说了什么不是中行。不是中行,就是偏执于两个极端,不是“过”就是“不及”。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处于两者中间,是恰到好处的。


首先,毛主席对“过犹不及”的提法,及时予以了充分肯定。


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毛主席指出:墨子的“无偏”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他又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


但是,毛主席同时敏锐地看到了中庸思想的消极、不合理的一面。


从前面引录的《论语》里的两段话可见,孔子认为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这就意味着,中庸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孤立存在。列宁教导我们:“真理是具体的”。任何理论、观念,都必须从实践中来、又服务于实践。在人们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究竟怎样把握既要“到位”又不太“过”这样一个“度”呢?实际操作中,其实是很有难度的,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要求。


”。也就是说,“过犹不及”是指同质的事物而言。在同质的前提下,提防片面性、要求全面地把握事物,这是对的。进一步讲,我们考察事物的结构,往往是矛盾着的双方组成一个事物。“过”也好、“不及”也好,其实都是事物内部互相依存着的矛盾双方相互关系不平衡的表现。


然而,矛盾着的双方,不光是相互依存,而且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矛盾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矛盾双方没有了相互斗争,事物本身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事物的内在生命也就结束了。矛盾斗争的双方,新与旧、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入侵与抵抗、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它们可能共存于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时代,构成一定的历史,但是从这些矛盾的主体来讲,则是互相征服、你死我活的,而不可能“执中”、“中行”。


正是从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毛主席1939年在阅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作出了一段精辟的批注。艾思奇在谈到折衷主义是对辩证法的曲解时写道: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并列看待。”毛主席读到这里时在艾思奇这段话下划了横线,并在后面写道:“‘中庸思想’本来就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毛主席这一批注,一下子点到了事情的本质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漫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总是试图“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采取各种办法缓和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上,往往新建立的朝代,都采取“让步政策”,平均地权、减轻赋税和徭役,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同时,实行科举制度,让老百姓的孩子通过“死读书”往上爬,以此加强阶层流动,同时也强化了“个人奋斗”思想,弱化了底层群众的阶级意识。但是每一个朝代的中后期,都是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繁多,官场也十分腐化,贪赃枉法,科举场上也不讲规则,等等。往往在腐败之时,历朝历代又都大兴封建礼教,把孔子这一套说成是“仁政”,用以麻痹人民,实施愚民统治。


在剥削与反剥削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和孔孟之道一样,“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因此才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几百年,死而不僵。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存在,才在工人运动内部培植了一代又一代工人贵族和修正主义分子,使得历史的发展变得复杂、漫长、曲折。

但是无论如何,纵观历史,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阶级斗争是从来不可能调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不可能调和。

几十年来,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打左灯,向右转”、“政左经右”的“特色”政治,这种奇妙的“特色”似乎把某些相互对立的东西融为一体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色”再“奇妙”,也注定破产。几十年来,全国各地不是矛盾重重吗?“维稳”不是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吗?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不是洋相百出吗?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无原则的调和。中庸,就是凡事都要“取中”,不管两极的本质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在光明与邪恶之间都来“取中”,就抹杀了事物的本质性区别,丧失了原则性。


毛主席一生则与此相反,他意志坚强、从不妥协。他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妥协,昔日的战友当中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也不妥协。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书法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跃然而上的精神,毫无那种中庸、平稳的书生气。


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看到艾思奇谈中庸问题,毛主席批注道: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毛主席对中庸思想反辩证法的一面进行的批判是极其有道理的。中庸思想确实只是静止地讲两极之间的“取中”、“调和”,没有变化、发展的观念。按照中庸的意思,只需取中、调和,不用否定、改变,应当被否定、被代替的东西还要保留,只是别太过分了就行,这样也就没有了发展。毛主席将中庸的这一特点形象地概括为“死硬派”。“死硬派”以“中庸”为武器,对抗变化、反对发展。而辩证法则是发展的、斗争的、运动的,不是静止的、调和的、孤立的。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平衡,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绝对平衡是没有的。


毛主席指出: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毛主席的这一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斗争胶着的时期、矛盾积累的时期。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出现各种机会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则往往表现为折衷主义。



认识、方法,最终要落到人生上来。孔子认为,中庸的人生才是道德的人生,人生最高的就是中庸的境界,所以发出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道德的中庸啊,它是至高无上的!老百姓缺少它已经很久了)的感叹。那么,什么才是中庸的道德境界呢?孔子要求人们,避免大悲大喜、大爱大恨,永远不温不火,不要偏激,要“和为贵”。碰到问题、需要表态时,则“中立而不倚”,就是不偏不倚。这样,其实往往是含含糊糊、没有立场。按照这样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没有棱角的滑头、只能是“明哲保身”的奴才。


我们今天,无论是作为炎黄子孙,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追随者,在为人、做事、解决问题的时候,都要注意避免这种“中庸之道”,而是要敢于坚持原则,在重要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样做,与讲究策略、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具体的、明确的大原则之下,在不隐瞒观点和意图时,服务于特定目标,才谈得上讲究策略,也才谈得上尽量团结更多的人。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我们有时候往往本末倒置,大原则模糊时,或者堂而皇之、缺乏具体针对性时,我们却在“讲策略”、“讲团结”。


其实,这是毛主席曾经批评过的自由主义的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毛主席毫不留情地指出: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就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忠诚,他们口头上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


《中庸》一书中宣扬的道德观,提法上比《论语》里的论述更高一筹,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三达德”:即“知”、“仁”、“勇”。对此,毛主席也曾给予过入木三分的批判。


1939年2月,毛主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信张闻天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毛主席的这一段批判中,首先一点,揭露了所谓“知仁勇”的提法缺乏阶级性。在封建社会,其实质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


其次,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阶级大义,必然有不同的“仁”、有不同的“勇”。而《中庸》所说的“仁”和“勇”,不是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之中提炼而来,而是统治阶级杜撰出来“教化”民众的,因此“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因此“孔子的知仁勇一概是主观的”,是唯心的。

再次,撇开阶级性,单纯从方法论的角度,毛主席又指出: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也就是说,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磨练,磨练出赤胆忠心,否则“知”、“仁”、“勇”都可能出现异化。


是啊,对于今天的“左派”、“毛派”来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然,我们学了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知识,只能是“言而不信”;我们号称同情百姓、热爱人民,也是“假仁”。


1937年10月,毛主席为延安陕北公学题词时指出: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总而言之,我们批孔,既有利于揭穿反动统治阶级的诡辩术,有利于跟阶级敌人作斗争,又有利于杜绝“中庸”的为人之道,纯洁我们自己的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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