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对“中庸”观念的评价看批孔的重要性

从毛主席对“中庸”观念的评价看批孔的重要性

2017.12.31旗帜日刊 评论员

一

中国历史上，但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或者开国的政治家，有很多是批孔的。但是当一个朝代走向腐朽时，统治者往往是尊孔的。辛亥革命后，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主张“打倒孔家店”的，而北洋军阀、袁世凯、蒋介石等历届反动统治者，却都是尊孔的。

毛主席晚年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抬出来，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在“批林”的同时要发动“批孔”？批孔的关键在哪里？“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中庸”这个思想概念早就见于孔子的《论语》，我们可以从《论语》中的两段话看出孔子心中的中庸之意。

《论语·子路》说：“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偏激、冒进，狷者懦弱、不敢作为。）

《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一位更贤能呢？孔子说：子张的行为往往过分，子夏的行为则往往不到位。子贡问：那么是不是子张好一点呢？孔子说：做得过分和做得不到位，都是一样的。）

孔子这里说的“中行”就是中庸，孔子虽然没有说什么是中行，但他明确地说了什么不是中行。不是中行，就是偏执于两个极端，不是“过”就是“不及”。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处于两者中间，是恰到好处的。

首先，毛主席对“过犹不及”的提法，及时予以了充分肯定。

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毛主席指出：墨子的“无偏”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他又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

但是，毛主席同时敏锐地看到了中庸思想的消极、不合理的一面。

从前面引录的《论语》里的两段话可见，孔子认为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这就意味着，中庸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孤立存在。列宁教导我们：“真理是具体的”。任何理论、观念，都必须从实践中来、又服务于实践。在人们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究竟怎样把握既要“到位”又不太“过”这样一个“度”呢？实际操作中，其实是很有难度的，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要求。

”。也就是说，“过犹不及”是指同质的事物而言。在同质的前提下，提防片面性、要求全面地把握事物，这是对的。进一步讲，我们考察事物的结构，往往是矛盾着的双方组成一个事物。“过”也好、“不及”也好，其实都是事物内部互相依存着的矛盾双方相互关系不平衡的表现。

然而，矛盾着的双方，不光是相互依存，而且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矛盾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矛盾双方没有了相互斗争，事物本身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事物的内在生命也就结束了。矛盾斗争的双方，新与旧、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入侵与抵抗、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它们可能共存于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时代，构成一定的历史，但是从这些矛盾的主体来讲，则是互相征服、你死我活的，而不可能“执中”、“中行”。

正是从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毛主席1939年在阅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作出了一段精辟的批注。艾思奇在谈到折衷主义是对辩证法的曲解时写道：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并列看待。”毛主席读到这里时在艾思奇这段话下划了横线，并在后面写道：“‘中庸思想’本来就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毛主席这一批注，一下子点到了事情的本质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漫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总是试图“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采取各种办法缓和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上，往往新建立的朝代，都采取“让步政策”，平均地权、减轻赋税和徭役，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同时，实行科举制度，让老百姓的孩子通过“死读书”往上爬，以此加强阶层流动，同时也强化了“个人奋斗”思想，弱化了底层群众的阶级意识。但是每一个朝代的中后期，都是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繁多，官场也十分腐化，贪赃枉法，科举场上也不讲规则，等等。往往在腐败之时，历朝历代又都大兴封建礼教，把孔子这一套说成是“仁政”，用以麻痹人民，实施愚民统治。

在剥削与反剥削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和孔孟之道一样，“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因此才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几百年，死而不僵。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存在，才在工人运动内部培植了一代又一代工人贵族和修正主义分子，使得历史的发展变得复杂、漫长、曲折。

但是无论如何，纵观历史，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阶级斗争是从来不可能调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不可能调和。

几十年来，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打左灯，向右转”、“政左经右”的“特色”政治，这种奇妙的“特色”似乎把某些相互对立的东西融为一体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色”再“奇妙”，也注定破产。几十年来，全国各地不是矛盾重重吗？“维稳”不是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吗？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不是洋相百出吗？

二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无原则的调和。中庸，就是凡事都要“取中”，不管两极的本质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在光明与邪恶之间都来“取中”，就抹杀了事物的本质性区别，丧失了原则性。

毛主席一生则与此相反，他意志坚强、从不妥协。他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妥协，昔日的战友当中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也不妥协。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书法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跃然而上的精神，毫无那种中庸、平稳的书生气。

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看到艾思奇谈中庸问题，毛主席批注道：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毛主席对中庸思想反辩证法的一面进行的批判是极其有道理的。中庸思想确实只是静止地讲两极之间的“取中”、“调和”，没有变化、发展的观念。按照中庸的意思，只需取中、调和，不用否定、改变，应当被否定、被代替的东西还要保留，只是别太过分了就行，这样也就没有了发展。毛主席将中庸的这一特点形象地概括为“死硬派”。“死硬派”以“中庸”为武器，对抗变化、反对发展。而辩证法则是发展的、斗争的、运动的，不是静止的、调和的、孤立的。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平衡，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绝对平衡是没有的。

毛主席指出：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毛主席的这一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斗争胶着的时期、矛盾积累的时期。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出现各种机会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则往往表现为折衷主义。

三

认识、方法，最终要落到人生上来。孔子认为，中庸的人生才是道德的人生，人生最高的就是中庸的境界，所以发出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道德的中庸啊，它是至高无上的！老百姓缺少它已经很久了）的感叹。那么，什么才是中庸的道德境界呢？孔子要求人们，避免大悲大喜、大爱大恨，永远不温不火，不要偏激，要“和为贵”。碰到问题、需要表态时，则“中立而不倚”，就是不偏不倚。这样，其实往往是含含糊糊、没有立场。按照这样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没有棱角的滑头、只能是“明哲保身”的奴才。

我们今天，无论是作为炎黄子孙，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追随者，在为人、做事、解决问题的时候，都要注意避免这种“中庸之道”，而是要敢于坚持原则，在重要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样做，与讲究策略、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具体的、明确的大原则之下，在不隐瞒观点和意图时，服务于特定目标，才谈得上讲究策略，也才谈得上尽量团结更多的人。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我们有时候往往本末倒置，大原则模糊时，或者堂而皇之、缺乏具体针对性时，我们却在“讲策略”、“讲团结”。

其实，这是毛主席曾经批评过的自由主义的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毛主席毫不留情地指出：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就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忠诚，他们口头上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

《中庸》一书中宣扬的道德观，提法上比《论语》里的论述更高一筹，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三达德”：即“知”、“仁”、“勇”。对此，毛主席也曾给予过入木三分的批判。

1939年2月，毛主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信张闻天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毛主席的这一段批判中，首先一点，揭露了所谓“知仁勇”的提法缺乏阶级性。在封建社会，其实质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

其次，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阶级大义，必然有不同的“仁”、有不同的“勇”。而《中庸》所说的“仁”和“勇”，不是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之中提炼而来，而是统治阶级杜撰出来“教化”民众的，因此“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因此“孔子的知仁勇一概是主观的”，是唯心的。

再次，撇开阶级性，单纯从方法论的角度，毛主席又指出：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也就是说，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磨练，磨练出赤胆忠心，否则“知”、“仁”、“勇”都可能出现异化。

是啊，对于今天的“左派”、“毛派”来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然，我们学了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知识，只能是“言而不信”；我们号称同情百姓、热爱人民，也是“假仁”。

1937年10月，毛主席为延安陕北公学题词时指出：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总而言之，我们批孔，既有利于揭穿反动统治阶级的诡辩术，有利于跟阶级敌人作斗争，又有利于杜绝“中庸”的为人之道，纯洁我们自己的阶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