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领袖”勃列日涅夫与苏联走向末路

2018新年笔谈：“英明领袖”勃列日涅夫与苏联走向末路

燧鸣

“……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5年前的冬日11月，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中，76岁的列昂·勃列日涅夫因心脏病而死去。苏联共产党第三任总书记死去似乎也在喻示着已经蹒跚而行的“红色帝国”正在日益走向衰亡，虽然在当时几乎无人能料想，不到10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克林姆林宫的红旗就会徐徐降下 ，作为“二霸”之一的超级强权、昔日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宣告解体。即使苏联的敌人，也未曾料想苏联会如此迅速的土崩瓦解。

勃列日涅夫时代曾是苏联历史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可以说作为民族国家的苏联在当时离“民族复兴、强国崛起”从未如此之近，仿佛“世界霸主”的桂冠垂手可得。但是，同样也是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停滞时期”，而且这种停滞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与社会意识上。

被吹嘘为“列宁之后最英明的领袖”的勃列日涅夫是在官僚体系中靠逢迎吹嘘与勾心斗角而青云直上，然后通过政变与权斗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贪权虚荣、好大喜功、庸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成为苏联最高领袖本身就是官僚集团内部各种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是窃取工农权力之后官僚集团专政内部逆向选择机制带来的结果。作为领导“苏联号”这艘巨舰的舵手，勃列日涅夫死去之时留下了一个几近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虽然庞大的“苏联号”巨舰仍在前行，但其动力早已开始衰减，危机已经萌生，与冰山相撞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而其领导集团内部后来两名指定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也已是老迈不堪，总共只执政三年；此后就迎来了勃列日涅夫提拔的“新人”、苏联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

强国崛起之路与冰层下的隐忧

在19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执掌政权初期，无论在国民经济、国际关系与党内政治等放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萧规曹随”；虽然存在着各种暗忧隐疾之下，苏联经济仍然维持着一定程度增长。当时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甚至一度相当于美国的80%。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有迅速提高、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家用电器、家庭汽车等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中城市开始日益普及。

经互会内部贸易和与西方的国际贸易使苏联得以进口轻工业产品与食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失衡的经济结构。1970年代初期西方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得益于油价高涨，苏联在对外能源出口中获利不少，但也因此患上了“能源出口依赖症”。这本身说明了苏联的经济活动仍然处于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受到其周期与危机的影响，这也说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面临的机制性困境。

其时，苏联在重工业与军事工业上加大投入，军事经费一度占到全国GNP的18%左右，使苏联在军事工业、航空航天、计算机研发、生物医药等技术尖端领域都居于世界前列，有些领域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1975年苏联军费开支比美国高出约三分之一。

在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1968年出兵捷克、1971年支持印度分裂东巴基斯坦、在亚非拉等地扩展势力范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苏军直接入侵阿富汗、举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苏联执牛耳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与华沙条约组织（华约）在经济、政治与军事统筹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与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北约与欧共体分庭抗礼。同时期，苏联为配合霸权扩张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与“大国特殊责任论”等。

但是，这些表面的强大无法掩盖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半期的各种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困境。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如果不考虑通胀、能源价格上涨、与酒精饮料收入，苏联国民收入并没有实质性增长。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与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工业计划分别只完成91％与67％，农业计划只完成68％与56％，农业情况日益恶化，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土豆耕种成熟之后就未能投入到流通渠道。从1973年起苏联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每年进口2500万到3000万吨；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苏联工业结构畸形导致的日常消费品缺乏已极为明显，严重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普通民众不得不每天花几个小时排队购买限量的面包，修理一台电视机的等待时间可能长达两三周时间，虽然是免费的公共医疗，但在医院看病向医护人员送礼行贿已经成为惯例。与之相应的是，特权官僚们享受着国家补贴的各种奢侈品与服务的“特供”，黑市交易猖獗一时，任何只要稍微质量稍好些的产品或者进口商品都可以在黑市上用硬通货或者其他商品换得。官员们有组织地参与黑市交易，并向国外走私珍贵的国家资源，从军用航空煤油到钻石与鱼子酱，无所不包。这一切都造成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极大地削弱了苏共的执政基础。

根据下表显示，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普通民众的消费力年增长率已经有明显下降，甚至不足1960年代后半期的一半，人均主要营养食品的消费量从1975年到1984年间没有明显增长，处于停滞之中；虽然远好于亚非拉众多国家与地区，但与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只及他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