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农村变动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土地革命;二是农民主体意识、历史主动意识的觉醒。 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在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鲁迅成了时代召唤出的当之无愧的巨人。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这是恰如其分的。 鲁迅在其名著《藤野先生》中,记载了他如何从学医转向文学,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心路历程,他在仙台医专观看日军斩杀中国人,中国人却麻木围观的纪录片—— “‘万岁!’他们(日本学生)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从此,鲁迅将改造国民性当作自己毕生努力的目标。 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虽然也曾失望消沉过,但他毫不妥协,不留情面地痛斥国民性弊端。 鲁迅的杂文对国民性的生存哲学等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三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都是揭示国民劣根性的作品。 鲁迅也毫不留情的抨击封建文化的荒诞与残忍,曾对《二十四孝图》所表彰的孝子事迹进行了泼辣犀利的讽刺—— “老莱子娱亲”行为其实是“将肉麻当有趣”,“侮辱了孩子,污蔑了古人,教坏了活人”,而“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则是“有性命之虞”的行径,只能使“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害怕我父亲做孝子”。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精神真实而全面的写照。 在鲁迅那里,一切的憎都源于爱。怒其不争的另一面是哀其不幸,憎恶与痛斥的另一面是希望他们觉醒与强大。 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他认为: “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物,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其个性而张扬精神”,使大家“渐悟人类之尊”和“个性之价值”,也就是悟出自身的奴性,不甘于再做奴隶,受人奴役。这样“国人之自觉至,” “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毛主席曾经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绝非虚言。 鲁迅“改革国民性”、“立人”的构想,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远远超过鲁迅梦想的实现。 鲁迅的阿Q、祥林嫂、闰土,变成了毛泽东的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中国也从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变成一个自豪、自尊、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国。 毛泽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使人民意识到自己才是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同时确立并身体力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我曾经在《“老三篇”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四书五经”》一文中说,毛泽东就是张思德,就是愚公,就是白求恩。他一方面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感动上帝”(即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群众进行教育和组织,“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逐渐上扬的曲线,经过鲁迅和毛泽东的前后接力,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顶点。 鲁迅的“国民”转化成了毛泽东的“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国家),打赢了五次对外战争,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今天一切腾飞和崛起的全部基础。 今天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隐患的话,那就是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从“毛泽东时代”堕落到“鲁迅时代”时代的严重危险。 也许这种堕落已经发生了,回过头来看看近代以来的历史轨迹,晚清各种“当今大弊”,如郭、徐腐败案的重现令人不寒而栗。 十八大以来空前力度的反腐,令人看到了希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还必须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向毛泽东时代复归,目前进行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还仅仅是第一步。 【郭松民,察网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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