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

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的待遇和牲口没多大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19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对当地农民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5年到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感到无比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不讲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时，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

1．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那么，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至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退一步讲，即使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少数人“代表国家”也要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19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19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19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19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赔偿啊？1980年代后期，允许农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19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得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村的企业被逼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

2．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向农民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向农民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向农民集资开支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向农民集资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向农民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3．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社会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保障？

4．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当然，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必须是贷给农民，而不是让农民把土地押给资本家。现在，农民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个人贷款却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农村信用社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难道农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

5．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而且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实际上随着化肥、机械等农资成本上涨、粮食价格太低，农民种粮已无利润可言，甚至是种地赔钱，导致一些农村土地荒芜，没有人愿意耕种。

6．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用一种固定的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使用权力临时、随意地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7．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下一代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出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那时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岁至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那里抽啊！高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已经争议很多，此处不再赘述；至于新农合医保，对农民看病难稍有帮助，希望能加大力度、落到实处。

8．就业制度

长期以来，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范围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打工者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用政府的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受到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多少农民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儿干，能挣钱的活儿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9．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打工者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打工者一个月少的两三千元钱，最多的也就是四五千元，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打工者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打工者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至8000元（这其实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打工者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打工者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个亿。现在的工资标准提升了，比文中列举的要高，但不要忘了物价的上涨等背景。农民的口头语就是“钱不值钱了”。

工资制度对打工者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打工者。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宁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同乡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农村多光棍，城里多剩女，这是一个性别比例能解释和掩盖的吗？

10．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国家所有、集体使用。所谓集体使用，就是村民共同使用。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元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国家给予农民的土地补偿，往往被地市、乡镇、村等各级干部私自克扣，农民群众无法过问，只能忍气吞声。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很多农村耕地都因建设等各种理由回收了，只给农民少得可怜的一点补偿。在城里务工的农民，正面临“城里无法立足，乡下后路已断”的窘境。

11．干部制度

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能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得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

现在也搞所谓“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12．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说明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求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违法”的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同意“私了”的“法盲”。其实，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个中苦衷。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以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就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治社会了，我不相信，或者顶多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13．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14．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

农民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之后，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不可能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为了保障城里居民物价不上涨，就“调控”农产品价格、压低价收购。如今谷贱伤农、土地荒芜就是结果。

15．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城镇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19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16．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性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儿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元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19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搞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17．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谋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

18．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即使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

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农民的青春，都应该浪费掉。也就是说，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低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