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 选自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前 言

问：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

答：时机比较合适。

问：什么时机？

答：去年文革发生50周年，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有一篇文章，叫《文革研究的学术脉络》，梳理了整个文革研究的学术发展状况。他梳理了很多成果，对于试图去研究文革的人来说，这是一篇很好的综述，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的了解现在的研究现状，免得走弯路。但是，王海光本身缺乏思想，他看到了一些现象，却看不到这些现象背后的趋势。总结起来，文革研究和其他历史研究的发展类似，都要经历一个：总——分——总的过程。

文革刚刚结束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人们都急于要求得到一个总的结论和看法。所以，那个时候对文革研究，就呈现一种较为宏观的形态。但是，宏观的形态是难以持续的。因为，总体看法的根基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状况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而这样一种有着阶段性质的总结，随着时代的变迁，会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和禁锢，限制着思想。人们会发展出打破它的企图，但这种企图一开始并不能直接的站到它的对立面，而是，首先选择走向一种比较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希望从细枝末节入手，逐渐的蚕食它的肌体。然而，当这种企图发展的气势汹汹的时候，它就会直接站在那旧有教条的对立面，声言要将其彻底打倒。这就是一个“分”的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就很多了，上至大教授，下至平头百姓。我手上有一本没有出版的文革通史，里面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作者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网上随便一搜，也可以搜到大量的较为个人化的回忆文章。这些都属于这个“分”的过程中的内容。但是，“分”的过程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个“分”的目的是要解构那个“总”——当然，那些成迷并静止于“分”，而丧失对那个的“总”的追求的人，不在此列。

在今天，1981年那个《决议》所划定的“总”，“左”的方面想要推翻它，右的方面认为它对“文革”和毛否定的还不够，两者发展为尖锐对立，但结果是清楚的，《决议》对“文革”的结论，已经开始动摇，对文革再做一个新的总的看法的要求，必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这种要求会被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公开而直接的文章、公开而直接的纪念和讨论活动以外，这种要求也潜移默化的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比如，影响的很大的那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出现了一个形象：一个维权工人的头目，他采取激烈的手段带领工人维权，最后悲剧收场。对于这个形象而言，一方面，他维权是有正义性的，另一方面，他所采取的方式，又被看做是不可取的。这个人在电视剧里面的名字叫做“王文革”。这其实是一种象征，也代表了创作者对于“文革”的某种有别于《决议》的看法。所以说，这样一种要求其实是压不住的，它会找到各种机会顽强的表现自己。

对于真正包含思想内容的活动而言，我们希望这种要求并不是简单的要推翻或者颠覆《决议》，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对于“文革”的新的理解。而现在就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种要求促使我去思考这个内容，写这篇东西。这也就是所谓合适的时机。

一、追问的必要与外在逻辑

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间，最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也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有人将其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学问题。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的发生学问题，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并不是偶然现象或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因为，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规范着整个文革的历史叙述，甚至规范着更多的东西。因此，真正说来，人们对文革的发生学的兴趣，不仅仅是兴趣，而是严肃的追问。似乎人们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重大意义，然而，仅仅还是一种感觉——因为严肃的追问之下，并没有取得同样严肃的、让人信服的回答。人们仅仅感觉到了追问这个问题的必要，却并未找到对这个问题提问的正确方式，从而错失了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对这个问题的广泛探讨，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后，人们逐渐的将这个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摆在一边。争议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到了所谓史实的追求，加上参与文革研究的人数的扩展，多层次的，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下层的史料、回忆录的披露，文革研究进入一个讲故事的阶段。人们沉浸在这样一种研究氛围当中，根据局部的材料，做出了各自喜好的结论，这样各执一词的研究，目前还在不断的发展，一方面出于兴趣，一方面出于现实的需要……然而，这样一种分散的研究现状，导致了对文革的总体把握的欠缺，人们抓住某些历史的细节，就敢于对文革做一个总体的判断，犹如盲人摸象，不得要领。

然而，这样一种不令人满意的研究现状，必然产生一种对文革的整体把握的要求，而这种整体把握的要求，首先提出的问题一定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任何一种对于文革发生学的解答，都意味着对文革历史过程叙述的规范，同样，任何一种文革的历史叙述都预先承诺了某一种文革发生学的阐释，这个问题因而是一个绝对的伴随，伴随着文革理解的所有方面。

比如，把文革的发生说成是毛泽东维护或夺回个人权力而开展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这样的阐释，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历史叙述集中在中央高层的权力争夺之上，将文革的过程变成一场宫廷政治拉锯，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归摄于权力斗争。这样的研究，真正的兴趣，最终会归结到政治人物的个人品格、操守，以及各类权术、阴谋，结论无非是一句话：政治是黑暗的。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我们似乎可以从一切政治斗争中，都得到这样的“知识”，那么，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呢？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手法很特殊，发动了很多群众。然而，政治斗争中，发动群众或者是挑起群众运动是经常的事情，只是发动群众的数量多少罢了。

这样一种历史阐释，同时会开启另一个方向的研究，那就是对政治人物轰轰烈烈的政治行为背后的阴暗动机的“探究”，据说，越是这样，越能够表示历史学家的深刻，历史学研究往往就走上了心理学研究的道路，但这种实用的心理学方法，至少应为那些寻求行为背后动机的历史家提供一个选择：一个动机是实质性的兴趣如爱国心、正义感等；另一个动机是在主观的形式的兴趣，如虚荣心、权力欲等。但实用主义的心理学家一定会认后一类动机为真正的历史推动力量。这样一种方法的前提乃是他们坚持动机与行为的绝对分裂，他们抛开行为而谈动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那种内外的分裂。【1】 然而，我们只消考察一下动机一词的内涵，便立刻可以知道这样的研究的可笑——所谓动机，本身已经说出了行为：如果没有行为，何来动机？这样的研究，在历史分析中，意味着喜欢打听小道消息、喜欢内幕、喜欢揣度，而对摆在那里的直接的明白无误的史料视而不见，或者把那些东西仅仅作为阴暗动机的遮羞布、台面上的说辞，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的重要性，在他们眼里，未必就比某些小道消息，某些私人回忆录更加具有重要性。他们在这样的历史学研究中，获得了对于历史人物的道德优越感，进而对历史人物指指点点，好像他们站在上帝角度在审查世人。表面上看，他们的东西讲的振振有辞，站的位置也很高，高到像是上帝一般，然而，我们所见到的，无非就是一句谚语的现实注解——仆人眼里无英雄。英雄之所以在仆人看来不是英雄，不是因为英雄本身不是英雄，只是因为仆人仅仅是仆人，那些自诩为上帝的历史学家，在我们看来无非就是这样的仆人罢了。

配合这样一种以高层争权夺利为原因的文革发生学阐释，“两个文革”的说法被提出来了。表面上看，这样一种学说是对上层权力斗争说法的直接反对，因为，他们强调的是下层民众借文革造反、强调所谓人民文革，实际上，它不自觉的立刻就成为权力斗争说的必要的补充。权力斗争在上层，群众造反在下层，群众一方面是被利用，另一方面是群众也利用文革。这样一种学说的发展立即就会导致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的争论，这种争论发生的根据，也就在“两个文革”当中，只不过是“两个文革”的变种。但是，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只有一个文革，只是一个文革。

单一的解释满足不了学者们的胃口，于是，聪明的学者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总结为一系列的原因的总和——比如，有学者归纳的文革发生原因的学说有：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误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把文革发生原因概括为3种说法：1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说；2权力斗争说；3两者综合说。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综合说”，它一种是很便利的工具，哪怕再有更多的原因被提出来，也同样可以作为综合的对象被消化掉。把所有的原因丢进一个综合的大筐，然用有机结合、综合作用……这一类极端抽象的词汇做一个总结，便大功告成，至于怎么有机结合、怎么综合，那是根本不需要回答的。真正说来，这无非是把所有的东西外在的叠加在一起，用“和”连接起来，满足于数量的增加。这样，据说就得到了很全面的文革发生学的解释。如果，再进一步，较为“深刻”的学者会在多种原因中，选择一种自以为很重要的原因宣布其为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同时，承认其他原因也是原因，只是不那么重要、不那么根本，于是，又大功告成。然而，问题在于当一件事情的发生有无数的原因，那还是原因吗？还有追问这个问题的必要吗？就目前的研究看来，这样一种“深刻”的做法是缺少证明的，根本原因何以根本？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充分”的证明。而在我们看来，事实是：每个人都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偏好、政治立场等等因素，对根本原因做了一次了断，这种了断因而是主观任意的。我们可以说，这是思想的堕落。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些似是而非的原因中打转；也可以继续为它们添砖加瓦；也可以抽掉其中的部分……总而言之，一切都只不过是任意的，根据每个人的喜好。于是，聪明的综述会说：我们的文革发生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文革发生学做了分析、探讨，使我们的视野大大开阔。这样一种说法并没有讲出更多的东西，无非是把那个装满任意的大筐端出来给人鉴赏罢了。

同样，也有一种说法——较为传统的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路线斗争。这是一种较为深刻的讲法，它直接地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分歧、政策分歧、权力之争的内容。因为，路线之争是方向之争，方向之争意味着政治理念即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意识形态的分歧落于实处，就是政策分歧；而执行哪一种政策，意味着权力被谁掌握——谁来推行哪一种政策的问题。也就是说，路线斗争至少是包含这三样内容，是这三样内容的有机统一。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解释成路线斗争，那么，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将与之前那样一种历史叙述有很大区别，它的研究范围也随之扩大，变得丰富。然而，这样一种说法在今天的研究者们看来显得教条与古板，同时，这样一种说法也容易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阐释，那就是把文革的最终结果解释为右派政变上台，因而文革路线遭到否定，文革的失败都是坏人搞破坏造成的，文革本身没有问题，要说问题只是实践上的问题，比如对走资派太过宽容，没有把他们彻底打倒，造成他们最后的反扑。这样一来，问题立刻被带到了一种偶然性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堆“如果”——如果怎样怎样，文革就会取得胜利。

应当提到的是，还有一种研究兴趣，也在莫衷一是的文革发生学探讨之后展开的。但是，这同样是一种比较取巧的研究。这样一种可以将其称为专题研究的东西，也具有同样的任意性质。比如这样的题目：文革中的造反派、文革中的保守派、文革中的逍遥派、文革中的小报、文革中的武斗、文革中的经济发展、文革中的乡村建设、文革中的个人经历、文革中的屠杀……从这些顺手抓来的专题看，这样的研究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只要愿意去拟定一个专题，就可以出现一个专题，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取巧的意愿——比如，还可以提出“红卫兵大串联与徒步旅行的关系研究”这样的题目。这样一种研究注定也是支离破碎的。与此类似，还有一类所谓比较研究，比如，把文革与其他什么社会革命、社会运动进行比较、把文革与某些宗教运动比较……这样的比较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但是，关键要看如何比较。如果仅仅是外在的比较，比如把红卫兵的狂热与宗教的狂热比较，把毛泽东与宗教教主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同样充满着任意性，除了带来一种预设的相似的外形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真实的内容已经被这些研究者切成了一块一块的，并根据他们的需要编排他们希望看到的故事，然而，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也无助于我们去把握文化大革命整体。

另外，还有一种可笑的却不被人注意的说法是：很多档案尚未解密，研究是困难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需要跟他说一句话：对不起，先生，你所需要的那种材料的丰富性是不存在的。文革研究尚可以把这浅薄的看法隐藏在档案没有解密的幌子之下，然而，古代史的研究呢？有他们所追求的材料的丰富性吗？他们或潜在或直接的以为历史的书写是靠材料堆积出来的“真实”，他们以为历史的研究是与人体解剖学研究一类的东西，他们在追求一种类似解剖学一样的历史研究，但是，他们与解剖学有着同样尴尬，他们解剖了人体，研究了器官，却错失了生命，他们获得了“真实”的史学材料，却错失了鲜活的历史本身。又恰如一个不合格的厨师，端出了一大堆食材，却并不给予食客以菜肴。

新近的文革研究，据说取得了新的成果。除开各个地方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者所讲述出来的当地的文革历史外，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的回忆录的出版外——比如王大宾、戚本禹的回忆录；站在全国层面的文革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据说是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就是曾经写过《墓碑》的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由于文革书籍的出版，在大陆尚属禁忌，这新近出版的书籍，还没有来得及广泛传播，但是，其“序言”或曰“导论”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名曰《道路·理论·制度》，颇有对着“三个自信”的意思。然而，笔者由于机缘巧合的原因，已经读到了杨先生的这本著作，笔者以为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杨先生对文革过程叙述是较为清晰的，史料是丰富而广泛的，这样的成果是几十年来广泛的文革研究成果积累起来的，杨先生做了较好的总结。但恰恰由于是积累的结果，文革过程的叙述却见不到更多的新意。

真正属于杨先生的成果的内容，大概都包含在《道路·理论·制度》这篇东西之中。然而，必须讲，这样的题目，对于杨先生而言太难了，并不是杨先生可以驾驭的。因为，很多问题杨先生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各种错谬的泛泛而谈——与网络上的大大小小的浅人时常挂在嘴边上的东西并无二致。比如，他说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说马克思的生产力要素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纳入其中，杨先生显然并不清楚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本身所指为何，更不清楚生产力三要素是以劳动概念为基础的，而劳动所谓何事？什么又是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说黑格尔把握住了劳动的本质，又是指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杨先生难于理解，却非要强不知以为知的东西。再比如，跟所有的被现代性思维占据头脑而缺乏思想的人一样，在理论论证的最尽头，常常求助于人性概念，杨先生以为人性乃是具有最终一锤定音作用的东西、不可再推论的东西，殊不知他们所使用的人性概念是启蒙运动以来的那样一种有着特殊内容的东西，而不是什么纵横古今、横跨中西的永恒概念——这样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诸如此类的泛泛而谈、街头巷议在这篇序言中是很多的，将这些内容交给一个合格的哲学专业的学生，相信可以快速的将其驳倒，这里就不再浪费篇幅了，对其一一进行反驳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序言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值得注意，杨先生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杨先生看来，文革前的制度，其来源无非两个，一个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一个是共产革命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即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译为“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杨先生这种说法是需要证明的，然而，在杨先生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证明，仅仅只有判断——或者说武断。黑格尔曾告诫我们：“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杨先生给予我们的，始终只是最容易的判断，既没有内容的展开，也没有发展的环节。在杨先生看来，这所有的问题是不证自明的。更进一步，杨先生对于他的判断中所包含的一望可见的问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比如：

中国何以是皇权专制？苏联式权力结构又是怎样？

中国皇权专制和苏联式权力结构是如何可能构筑在一起的？

二者又是怎么构筑在一起的？

二者得以构筑的原因来自于哪里？

这种使二者得以构筑的原因本身是否是比杨先生说的那个根本原因更加根本？

而产生这个原因的原因又将是什么？

……

我们发现我们最终就是在不断的追问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只要我们愿意，这种追问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在杨先生那里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只是昂首天外，不关注真正的问题，而只在意根据自己的政治偏见与意识形态喜好进行痛快的表达。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杨先生是不会回答的，也是他所不能回答的。因为，他并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真正说来，这其实不是一种新鲜事物，而是在逻辑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只要我们把原因与结果看做两个事物外在的连接和时间上的前后相继，把追求原因的努力放在一个接一个的事物的无限追问上——即放在一件事物是另一件事物的原因的这种思维方式上，我们所能得到的就一定是这个结果。这一点是当前的历史家所没有反思到的。所以，他们在追求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时，就一定经常陷于前面提到的那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要么列举一大堆原因，以表示全面；要么就这样无限追问——或把追问拦腰斩断，或把事情的原因推到一种玄虚而抽象的极致——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许会请出上帝，如果他们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就会抬出人性，到了上帝那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到了人性那里，还能说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回答“为什么一粒树种会长成一棵树”这样一个问题时，我们会说：因为阳光和水。而阳光和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太阳能。而太阳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太阳产生于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曰：上帝、奇点……或一切人愿意叫什么都好的一个毫无规定的名词或声音。杨先生们的做法与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可以说是一丘之貉，回答等于不回答，甚至比不回答还要糟糕，把一切问题导回绝对的抽象，不管这个抽象叫制度、或者叫上帝、或者叫人性……

回顾了文革发生学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说：搁置争议，不代表争议不存在，甚至也不代表争议真的被搁置，正如一开始所讲，任何一种文革的历史叙述都预先承诺了某一种文革发生学的阐释。哪怕是专题研究、比较研究、走向个人的微观研究……在叙述的过程中，文革的发生学问题也是始终隐含其中的，它是一个绝对的在场、绝对的伴随。因此，打着深入研究文革的旗号，回避这个根本问题，无助于研究的推进。在千差万别的各类研究中，在“道术而为天下裂”的文革研究领域中，重新提出这个整全的问题——即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将是一种必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