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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

2018-1-2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46| 评论: 1|原作者: 老邪 |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对于真正包含思想内容的活动而言,我们希望这种要求并不是简单的要推翻或者颠覆《决议》,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对于“文革”的新的理解。而现在就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种要求促使我去思考这个内容,写这篇东西。这也就是所谓合适的时机。

二、合理的追问与内在逻辑

为什么我们对文革发生学的问题的回答不满意呢?问题出在哪里呢?既然,回答不令人满意,我们不妨返回问题,看一看这个问题本身意味着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真正想要了解什么?想要取得什么样的知识?

“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有其深刻性的。其深刻性并不在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具有客观倾向,从而引导人们做更多客观的分析。而是说,这个问题隐含着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文革的发生有没有必然性?”同时,问题接踵而来:如果文革的发生没有必然性,那么,似乎问题只在于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这个偶然的存在的任意性,或者如上面谈到的那种原因与原因的任意叠加。那么,如果文革的发生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如何展开的?是所有原因的叠加吗?我们可能有一百条理由来证明文革会发生,这些原因加起来就等于文革必然发生吗?这只能算是一种归纳。同样的问题,人们也可以举出一千条文革不发生的理由,并找到同样具有效力的材料来加以证明,或者以他时他地的另外一个国家、地区为标本,找出同样的一百个理由,而以事实来证明,在这一百条理由之下,也未必就会发生文革。这样一来,文革的发生依然不具有必然性,问题又将退回为:“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而目前的那种回答,是不令人满意的,问题依然突出摆在面前。

真正的思考,应该从事情本身出发。事实是:文革已经发生在中国,而且成为了一段历史,我们在回顾文革前的历史,以希求得文革发生的条件时,真正要证明的,并不是有多少因素造成了文革的发生,而是要寻求促使文革必然发生的因素,背后的潜台词是:文革的发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反过来说,就很清楚了,如果文革的发生仅仅具有偶然性,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显得多此一举,或者说仅仅在于一种任意的爱好或兴趣,对于一件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如果它仅仅具有偶然性,则这个历史事件将不具备研究的价值,因为它是偶然的,它联接起来的人和事,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他并不带来真正的历史知识,也不带来任何的启示,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别的插曲而已,如同一个碌碌无为的人的降生直至死亡,同样具有不可复制的个别性,但是,他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研究他。然而,我们显然并不这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要研究它,我们坚信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从而让我们获得研究它的合法性,我们真正要研究的是这种必然性是在哪种意义上的必然,这种必然又是如何展开的。个人动机的回答当然不令人满意,各类原因的外在叠加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切入这个问题呢?

关于偶然、必然的问题,有一则故事:

1975年10月毛远新路过北京去看望毛泽东,先向毛泽东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泽东指着毛远新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毛泽东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这则故事中的偶然、必然如何理解?地震预报成功的偶然、必然,都包含在一个前提之下,即首先要承认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如果地震不可预报,则就不存在预报成功的偶然与必然的问题。虽然,这个具体的问题,目前的科学家们有很多争论,我们就假设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既然可以预报,则已经包含了预报成功的可能性,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必然性。而预报成功的具体事例,即海城地震的预报,恰恰发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则有其偶然性,也就是说偶然性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偶然之中包含必然。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对于文革,笔者也作如是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形式的革命——无论其名称叫什么,它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这种逻辑发展在历史中的展开,它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其偶然性,然而,它必然会发生,这种必然既是逻辑的必然,同时,因其已经现实的发生,那么,它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

今天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声音是占绝对多数的,但是,这种否定不管是什么形式,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注脚。也就是说,现今对文革的否定,都是从实践层面的否定,因为文革时期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政局动荡,一个字:乱。打、砸、抢、抄、抓……乱就是错,因为乱,伤害了很多人,所以文革实践是错的,因为实践是错的,所以,指导思想、指导理论也是错的,根本就是错的——大抵如此。然而,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反面来讲,实践上的错误,并不直接等于理论上的错误,就像自然科学实验一样,为了证明某个理论或假设的真实性,需要做无数次的实验,如果因为一次实验的失败,就得出结论说这个理论或假设是错的,那么,估计多数科学成就都将不复存在。所以,肯定文革的声音,会说:文革的失败,只是一次的失败,这一次的失败不能够说明文革精神、文革理论的错误。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不在理论上、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逻辑上对文革理论及其实践进行彻底的清理,那么,否定文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将继续存在,而肯定文革的声音,也不会消失。笔者一向反对以立场和偏见代替深入的思考,用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代替理性的分析。所以,对“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的思考,首先要指向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考。

1974年底,毛泽东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等。这些指示和文章的核心内容都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更进一步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毛泽东到了晚年,对文化大革命在现实中的挫折,他的战友们、同志们的不理解、甚至搞破坏,人民群众的怀疑和抵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他错了。而是,进一步的要讲清楚理论上的问题,使人们能够理解他、支持他,将他的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贯彻到底。

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升为理论的表述,是在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共同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当中,从标题上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文章宣称,十月革命的成果是“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资产阶级的壮大,并且最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是:首先通过资本的运动,在经济上掌握社会权力,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乃是指:这种社会权力通过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即意识形态的辩护上升为法律的、理性的权利。反过来讲,这种已经上升为法律的权利,规范着整个社会的活动,无产阶级在这样一种社会当中,处于一种被统治的地位,即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的被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就被称作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理论工作中,以及当时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这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进行革命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 同时,马克思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3】也就是说: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必然要发展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有过渡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在于促使国家机器的消亡、阶级的彻底消灭。

列宁进一步阐释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 “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

无产阶级专政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呢?马克思在论及巴黎公社的时候讲到,公社建立后“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6】 “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公认,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象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7】

由上面这几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面包含两个层面的“继续革命”:第一,无产阶级实现夺取政权后,不是简单由革命的阶级转变成统治阶级,而是要继续革命,致力于阶级的彻底消灭,因为它本身只是一种过渡形式;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以一定形式建立之后,其政权内部的人员“随时可以撤换”,潜台词是这些人员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就要撤换。实际上,在整个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逻辑之中,已经包含了这两个继续革命的种子,第二个种子其实是从属于第一个种子的,为第一个种子服务的。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实际的发展状况是共产党代替了无产阶级去实行专政。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情况,就发生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恰恰就是在各国共产党纷纷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国家出现了思想的混乱,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9日),又称“两论”,这两篇文章都标明: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意味着,这两篇文章是中共中央对当前重大问题的思考的正式回答。应当指出,这两篇影响深远,很快平服了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混乱,代表着当时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水平。这也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巩固、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对于中国来说,同一个时期就发生了整风和反右。整风的目的是要改进共产党的领导,改进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作风,根据历史经验,整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好的方式。同时,毛泽东看到,仅仅从党内来进行整风,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要求开门整风,请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愿望是好的,但是,这样一个口子打开后,来自党外的意见逐渐的成为不能被共产党接受的时候,于是开始了反右。反右运动的具体细节问题这里不做讨论,结果是使中共得出了一个判断: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那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经历了大跃进、庐山会议等事件之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大会公报指出: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8】

这段话是根据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过他本人修改审定的。可以看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路的完整表述。同时,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被结合在一起考虑,考虑的结果就是一个问题——反修防修,这就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题目。事情一步步发展,一直到到了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发表,文中毛泽东提出的十五条理论和政策,被认为是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思想舆论准备。”【9】 毛泽东形成的新的思路简单的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自身可能出问题。什么问题?被修正主义者夺权,从而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在国际上就是中苏论战,反对苏修,在国内就是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自觉开展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斗争。而且提出斗争的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四清”运动的开展,毛发现并不能够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四清”运动的方向,显然有来自高层领导人的干扰。他逐步形成了关键问题是在上层的思路,自上而下的出修正主义,比自下而上的出修正主义更危险。所以,在随后的一个时期,他在与地方领导人谈话的时候,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的号召。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社教运动,自上而下的搞思想教育,没有效果;发动地方领导人造中央的反,地方领导人自己可能就是走资派,所以,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向走资派展开大批判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和逻辑的必然。

整个这种认识,比较系统的展现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马列的语录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而继续革命的理论被总结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过后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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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8-1-3 12:56
这个文章出手不凡,作者是下了功夫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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