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朱先生笨拙的论证，而在于他提出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以及朱先生感到了这个问题与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的关系。虽然，在论证上走错了路，但是，这立刻就把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打开了。只可惜朱先生打开的大门，不为文革史学者所知，以至于他们长期的在无反思的低水平上徘徊。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相近不是外在的相近，而更可能是精神内核的一致，也许，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内核也是一致的。

以上的论述，其实也就间接的代替汪晖先生回答了那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1789？因为，他理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过程，只在现代社会发生。价值与终极目的一样，对于个人或政党而言，都是将个别自我实现为普遍的目标。正如，汪晖先生自己讲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政党政治总是按照自身的价值和理想投身于创造新型国家的政治实践，它们相互竞争，力图按照自身的面貌塑造社会。”【34】 实际上，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个别的自我，它依然如个别自我一样，确认自身即是普遍规律，因而，要在那个与之对立的世界中实现自身。然而，不管是在选举政治的政党竞争中，或是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中，作为政治集团内部的那些真正的个别的自我，会因为暂时的理念与利益联合起来，甚至达到忘我的状态，但这种暂时的联合会在不断的遭遇实现自我的挫折中趋于解体。因为，既然一切个别的自我都直接的是普遍规律，那么，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只能是无休止的矛盾与冲突。而面对那些现实的危险与死亡，人们都仅仅变成对于自身的保存与维护。这个时候的联合或者不联合，就已经不再具有理念与价值的因素，联结他们的只是暂时的利益。他们又退回到那样一种维护自身的切近的利益、享受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的意识形态当中。

五、革命的纯化与消解

有人说“文革”十年，是大运动套小运动。“文革”中间，有一个运动很特殊，叫做“一打三反”——“一打三反”源于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1月31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发[1970]5号，2月5日发出）；《关于反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发[1970]6号，2月5日发出）。三个文件结合起来称为“一打三反”。但是，目前的所谓文革研究，往往更多的谈论“一打”，对“三反”谈论的不多。

比如，历史研究者丁抒在文章中说：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

再比如，文革研究者王锐在文章中说：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

这二位基于自身的浅薄认识和偏狭的历史观，就毫无根据的断言“三反”不是重点、甚至与老百姓不相干。中共中央发出两个文件，并且结合之前的一个文件，掀起的一场群众运动，在他们看来可以忽略不计。

杨继绳在他的《天地翻覆》里谈到“一打三反”时，稍稍谦虚，只是依据自身的生活经历，说：“本书作者是亲历过、采访过这段历史的人，我对‘三反’没有留下记忆，而‘一打’印象深刻。‘一打三反’的重点是‘一打’，‘一打’声势浩大，‘三反’无声无息。”于是，杨继绳在该章节的叙述重点全在“一打”上面，跟其他“浩繁”的研究“一打三反”的人一样，遇罗克等人的遭遇是一定会被提出来讲一遍的，不讲不足以证明运动的残酷。但是，对这场运动本身而言，根本谈不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无非又是一场政治迫害，因而，很难要求他们对“一打三反”运动谈上几句有见解的深刻理解。

然而，“三反”真的可以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吗？在随手可得的党史记录上，举几条记载来看看：

1970年9月8至22日，在接到中央文件，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半年左右后：

四川省“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作出《坚决响应九届二中全会伟大号召，把“一打三反”运动和“清队”工作进行到底》的报告。报告称：自今年7月深入贯彻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以来，全省“一打三反”运动和“清队”工作进展很快，已挖出（初步查实）现行反革命分子41000多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5000多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上千（钱千元、粮千斤、布千尺）的16800多人，5000以上的1300多人，万以上的800多人。【35】

四川的“一打三反”是与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搞的，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应当算作“三反”的范畴，千元以下的还没有计入这份报告，相信人数更多。但是，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另外，《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有载：

据不完全统计，“一打三反”运动中，成都市揭发出有贪污盗窃行为的10231人，由基层单位定性为敌我矛盾的约3000人，其中“戴上帽子”、实行专政的1000多人。1972年12月4日，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坚决打击投机倒把，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通知》，市革委会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坚决取缔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和地下建筑队等非法活动。对城内的无证商贩、无证个体服务行业进行清理，该取缔的必须取缔。允许农村集市贸易，但严禁一二类农副产品上市和买卖工业品及各种票证。积极支持社员个人正当副业，但要防止弃农经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形势下，个人从事买卖经营活动，被认为是“投机倒把”，不仅会扰乱经济秩序，而且也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市、区各级“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进行经常性的突击检查和严厉打击，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对小商小贩甚至于农贸市场上的买卖经营活动进行过于严厉的打击、突击检查和强行取缔，从而影响了农民群众开展多种经营，也影响了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及市场贸易的生活需求。【36】

这份材料也可以充分说明，对于“三反”，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忽略不计的，更不是什么无声无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局对“三反”中的投机倒把，更是高度重视，专门成立机构，并且长期持续开展打击行动。这样的历史，在那些高明的先生们那里，竟然可以完全无视。关键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兴趣爱好更偏向于政治，而是他们的眼睛被有些东西挡住了，我们需要通过真正的思辨，帮他们打扫打扫卫生。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央文件。在《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的开篇，对当前形势做了一番描述：

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 他们千方百计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文件的落脚点在：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展开坚决的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被上升到了很高的程度，上升到了事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这并不能简单作为一种空话、套话来看待。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语言在当时的社会是有效力的，并且是透过行政体系落实成了具体工作措施和工作机构的，因而是现实的。同时，文件开篇夹杂意识形态语言列举的一系列破坏行为，首先，一定是大量并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并不能像王锐那样浅薄的把那些东西归结在单纯经济范畴当中。这实际上，割裂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的讲，我们并不能把思维水平放置在一种与杨继绳们一样的高度来看待他们的认识，我们应该清晰而透彻的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展现，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不比小道消息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是现在这样一种掏空了精神的精神的奴隶。

如果我们的记忆还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回忆起前文所引用的列宁的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文革”的整个理论体系当中，这样的认识有着基础性的意义，所关非细。因此，我们站在这样一个理解的视野中来看“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将会得到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

不过，我们在此时应该回到《大家来讨论》的最后部分。1968年4月写出的《大家来讨论》，最后部分的标题竟然是：“是大革命，还是大悲剧”。这似乎又将超出一些人对“文革”的想象。这一部分依然是以问题为主导，一开始是一些从正面来的提问，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何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提完了一连串这类真诚的问题以后，话锋一转，列举了几种当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思潮，《大》的作者描绘说“一些人却正在心里窃窃私语”，内容如下：

第一种，他们在想：“高级干部多数属三、四类；文化革命前一贯积极的先进的人多数都参加了保守派，这如何解释？”

他们进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或者十七年的历史应该否定；或者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历史的颠倒；二者必居其一。”

第二种，他们在想：“文化大革命真是变幻无常，揪出一批又一批，一会儿是红人，一会儿就被打倒。实在想不通。”

于是“政治危险”的阴影在这些人心中升起，他们越想下去越有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感。

第三种，他们在想：“什么政治斗争，什么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勾心斗角，官场现形。”

于是他们“看破了红尘”。

等等，等等。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批“悲剧论者”的出现？如何揭穿他们的灵魂并剖析他们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被记录在这样一个文本当中，构成了激烈动荡后的各类反思的一个部分，成为一支解构的力量。我们可以说：革命每前进一步，冲突每发生一次，政治价值与政治理念的崇高性质便丧失一分，崇高实在经不起现实的教训。随着武斗的升级、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变幻莫测、翻来覆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前一阶段的革命者，变成了后一阶段的反革命，前一阶段的反革命，变成了后一阶段的革命者；一开始受鄙视的，获得了尊重，一开始被尊重的，受到了鄙视；九天之上的，跌到了九天之下，九天之下的，升到了九天之上……革命不断地纯化自身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成了不断地掏空自己的内容使自身变得抽象的过程。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那种基于理念、价值、利益而在斗争中的暂时联合，开始松动，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逍遥派，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那种看透了世界的分裂与颠倒的意识，并不能摆脱这个世界的纠缠，他们并不能真正离开，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自身，他们更加关注起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自己。

那些在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对于理念、价值的排斥，是现实生活上升到思想领域的最后环节。现实生活中的对于自己的关注、对于自己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那发展着的个人，一有机会便冲出抽象理念、价值的束缚，要求以权力、财富的方式发展自己。“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混乱，正好撕开了计划体制的口子。这种现象并不是从1968年或者“一打三反”的时候才开始表现，而是一直伴随着文革的进程。比如，66年底67年初，便出现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再比如，现在很多关于“文革”亲历者的回忆文献中，到处可以看到那些让革命者“不齿”的行为：小偷小摸、多吃多占、贪图享受……而关于自由市场的繁荣的回忆也不在少数……关于这个问题，无需再去举出更多的例子，金大陆先生的著作《非常与正常》有着精彩的证明与梳理，尤其在概该书的第十一章“上海‘文革’时期的粮油供应——兼论‘国家管理’的‘在位’”中，金先生以大量的档案证据证明了当时上海的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严重，金先生甚至发出感慨：

在“文革”时期蔬菜、副食品供应的研究中，我们曾揭露贪污盗窃活动。在粮食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经营和管理部门，竟然也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犯罪，这恰恰证实即便在“文革”的“非常”时代（其特征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总有那么一部分人要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答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这便构成了“非常”中的必然，“非常”中的“正常”。【37】

成长着的市民生活，对于看得见的现实生活的需求又重新占据思想的高地，而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逐渐成长起来、发展壮大，并变成一种推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现实力量。而那些“悲剧论者”也逐渐朝着反革命的方向滑落；另外，还有一批散落在山区、农村的知识青年的隐蔽的异端思想和他们的欲望也正在成长——有人称他们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些事情都是同时在发生着的。这正在成长着的精神，以物质的态度慢慢的掏空旧有意识形态的内核，对于那高扬革命旗帜的抽象观念而言，这当然又是一次反攻倒算，一次右倾翻案。因此，“一打三反”，既要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大抓反革命，又要在现实生活中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动行为，二者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我们惊奇的发现，金大陆先生的“冒犯”一词用的恰如其分，对于革命的崇高性而言，无论是直接的反革命行为，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为，都是一种冒犯，因此，面对冒犯，革命就要予以坚决回击。这才是“一打三反”运动的真实含义。岂是那些高明的杨继绳们一句轻薄的“不重要”就可以带过的？

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用汪晖的语言来说：“一打三反”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性”向“去政治化”的进攻，所打击的对象正是成长起来的要“去政治化”的个别性，而这些个别性掌握着未来的历史趋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那些长于思考的知识青年，总是说“九·一三”给予了他们震撼，但他们又同样缺乏真正的思辨能力：因为，在革命的逻辑中，“九·一三”虽然是一件大事，但并非是天塌下来了——张春桥听闻以后，要高兴的请人喝茅台。对于革命的逻辑而言，揪出林彪和揪出刘少奇，并无性质上的不同，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打垮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然而，对于那些一个个的群众，意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揪出刘少奇时候的真诚的欢呼，变成了林彪爆炸后的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怀疑。其实，他们早就在怀疑，对他们来说，“九·一三”只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其中，变化着的东西不是刘变成了林，而是世道人心。

时间到了1976年，形势更加明显，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那是革命的逻辑对消解革命的逻辑的最后一次进攻。一群造反派领袖又要起来，又要继续革命的时候，散失在现实生活中的群众，不再跟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一旁观看，并对着他们指指点点，说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要权。这最后一次的冲锋，也归于失败——甚至都谈不上失败，而是显得滑稽可笑。因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已经建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