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乡村，我们还要打工吗？
原创 2018-01-02 弼马温 占据2017年最后两天刷屏榜前列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无疑是其中之一。七大常委全部亮相，规格之高，近年少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三农问题”之后，再度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考虑到最近屡屡上演的城市对打工者种种不友好行为，面对如此重大乡村利好消息，小伙伴们是否有回家乡发展的冲动呢？莫急，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好好捋一捋再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时，是否还记得2006年的元旦，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又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呢。 苛政杂费猛于正税 记得某一年，有个湖北的乡党委书记上书中央七大常委，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求解决。七大常委都批示要支持，然而，这并没有卵用。最终，这位乡党委书记被当地官场集体排斥，被迫南下打工。 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大实话，得罪了整个地方官场？他没有扯什么“改革不到位”、“个别官员贪污腐败”等没用的废话。他说，人员臃肿的地方官僚体系要养活自己，不得不向农民层层加码，征收各种苛捐杂税。逼得农民日子没法过了，纷纷逃离家乡，甚至喝农药自杀。 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大国，农民要缴纳皇粮国税的传统一直未变。不过，无论是古代的朝廷，还是现代的中央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农业正税一般都不大，不会重到逼民造反的地步。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地方自行乱收的各种附加费，各种摊派。 征收税费的借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各行各业都向农民随意筹款，农民一时间成了谁都想吃的唐僧肉，以致于农民的不合理、不合法负担直线上升，负担额居高不下。如截至1990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资金就高达149项。 我们拿农村税费比较严重的90年代中期为例，据农业部统计，1995年农业两税比上年增长19.9%，各种杂费如“三提五统”比上年增长48.3%，各种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52.23%，两工（义务工、积累工）中强制以资代劳部分比上年增长33.7%，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29%。
到2000年时，全国农业正税不到500亿元每年，但为了收这些税花掉的行政成本则超过500亿。因为农村集体解散后，找农民收税那得一家一户去讨要，全国2亿多农户呢。征税成本太高，以至于地方官僚体系有足够动机和借口找农民乱收税费。据估算，这另外多收的每年至少1000亿。 那一年的税费改革 在此背景下，“三农问题”于90年代中后期全面爆发。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启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之路，国内经济不景气，农民没有多少打工的机会。不堪重负之下，农民奋起反抗了，每年至少爆发几万起农民群体性事件，围攻县乡政府的不在少数。
迫于压力，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试点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经过几年的准备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几千年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这事听起来意义重大，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化。其实，这没什么稀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面临相同困局，就多次实行过类似的税制改革。如唐朝“两税法”，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都有着简化税法防止地方官僚强征乱收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最终都难逃农民起义，自取灭亡的命运。
对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农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里连1%都不到。就这点货，收不收又有何妨，还不如买个人心划算。可是，人心不是你想买就能买，最后知道真相的农民，再也哄不回来，留个空心村让你干捉急。抗洪防涝，总理着急，农民不急。土地抛荒，县长心慌，农民不慌。 农民为什么逃离乡村 从2003年开始，中国农村才是真正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年，加入全球化WTO的中国开启了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济连续高增长的黄金十年。农村劳动力全面市场化、商品化，农村终于不再劳动力过剩，连沿海都农民工荒。此前一二十年没有增长的农民工最低工资，都开始了逐年的上涨。
不是取消农业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十六大提出）解决了“三农问题”，而是农民抛弃乡村，外出务工缓解了“三农问题”。一下子这么多就业机会，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全球的产业转移，致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从1999年开始，每隔两三年中央就提出一个类似西部大开发，或者中部崛起的大战略，好有理由印钞票发国债啊，有钱了就投资搞建设，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啊。十几年下来，总共投了近20万亿。
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几亿农民的就业，上班的不如开挖掘机的，你说农民工荒不荒，最低工资要不要上涨？如此一来，就没有正规劳动力愿意干农业，老人妇女这种残值劳动力才种地。现在，种地的农民平均年龄超过50岁，超过60岁的占四分之一以上。 不仅如此，农民家庭消费一旦依赖打工货币收入，那种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就再也回不去了。吃穿住用行，样样都跟城里人差不多了，都是市场提供。除此，农村的文娱、医疗、教育、信用等公共服务，早就随着市场化改革都解体了，或者抢先一步跑城里去了。 农民家庭要是没有工资收入，这日子还能过吗？光是解决吃饭穿衣，没有公共服务，农村的日子还能过吗？没有意思，所以凡是能跑得动的人都逃离了。
振兴乡村是拨乱反正？ 当这一次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出来后，很多人欢呼雀跃，甚至有说成是以往错误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不知道这些人的兴奋点在哪里，反正我看不到有丝毫乐观之处。有那么廉价的拨乱反正吗？很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上去换了种说法而已。 谁都能够看到十九大跟十八大，台面上的人变化有多大。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同样是七大常委出席，同样的最高规格，同样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只不过，其中心思想还是延续90年代以来的农业产业资本化思路，内涵土地规模化才有效率的教条，同时将多余农民城镇化，从土地上赶走。在口号上表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农业的确面临无人种地的危险，地方政府只得求助学者们创造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虽好，其实还是那些种植大户或者龙头企业。为了忽悠他们种地，把名义上支农的所有政策和补贴都给他们。农业部也是拼了！ 可惜，生不逢时，时也命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放水，不仅没有恢复经济增长，还带来严重房地产泡沫。不仅“三个一亿”农民工进城计划搁浅，靠补贴勉力支撑的“粮食十一连增”也原形毕露。债务危机之下，一夜之间补贴没了。农产品市场放开，中国农业毫无竞争力。大户们跑路的跑路，跳楼的跳楼，怪谁？ 于是新的一拨人上去了，振兴乡村取代了农业现代化，绿色生产取代了谁来种地。其他，维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乡村治理，传承乡土文化等等，多少年都不变的，说明这是人家根本就不在乎的套话。这样的“拨乱反正”，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新的商机是谁的呢？请看笔者另一篇文章《农民在逃离，资本在下乡》。 说了以上质疑的话，但我还真是希望这个文件能够落实。毕竟，它比以前写的好很多很多。我在想，毛主席那个时候是怎么督促干部走群众路线的，是怎么执行操作的，这是关键。2020年就要形成振兴乡村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结果会是形式主义吗？ 城市解放方能振兴乡村 政策文件是一年比一年写的漂亮，可老百姓都说“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果总拿上头是好的，下面官僚有问题来当借口，那和封建时代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真正的新时代，要的是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是少数企业家、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积极性。 2016年，全国的农业产值不到8%，这说明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城市工商业，特别是金融业。仅仅让占户籍60%的农民人口去搞这点农业产值，那肯定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关键是要对占绝大部分的工商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合理规划。否则，任何振兴乡村计划都没有可执行性。 有人说，中央文件里提出绿色生产导向，提高农村价值，鼓励新业态，农民自然就能致富。但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农民生态产出要卖高价，还得有足够的城里人能消费得起才行。 只有让不得不工作在城里的人，没有任何生存压力，甚至有钱有时间没地方花，那他们一定就会涌向乡村，支持绿色消费，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为此，农村的经济才能活跃起来，有人生活就有文化，各种公共服务才有基础。 面对种种新“三座大山”导致的生存压力，当大部分在城里的人苟延残喘，不得不吃那些地沟油、添加剂、农药化肥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创业，按照市场规律，让农民增收致富。这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呢。 一面制造无边的贫富差距，一面又指望企业家、知识精英们来振兴乡村？占城里绝大部分的劳动者，为什么像奴隶一样？他们不解放，怎么能振兴乡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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