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于中国和全世界的女性而言，都是异常艰难、充满挫折的一年。让我们感到尤为难过、挫败的是，在这一年中，太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以变本加厉之势转土重来，女性受到来自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的全面压力，安全被威胁、身体被侵犯、机会被剥夺、人格被物化、抗争被污名……在2017年1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7年世界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排名创历史新低，在全球230个国家中位列第100名。
在女性的人身安全方面，江歌和章莹颖是今年两起全民揪心的大案；在性骚扰和性侵犯方面，美国有震惊全球的韦恩斯坦性侵丑闻，中国有被国中辅导老师诱奸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以及被班主任强奸的北影学生阿廖沙；在升学和就业机会方面，浙大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和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都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性别歧视言论，而作为高校招生和高考改革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真的可以打击女性的自信，进一步剥夺女性本就与男性不平等的机会。
而在婚恋、家庭和育儿中，女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旧道德与新的资本逻辑合谋，借尸还魂于当代社会，在巩固和加强男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将女性彻底贬为商品；生产依旧是女性不可言说之痛，而丧偶式育儿让更多已婚女性失去了就业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同时，大众文化还在继续传播着玛丽苏的童话，只不过这一次它披上了成功学的外衣，更具迷惑性地为本就四面楚歌的当代女性制造着物质和情感的双重陷阱。
2017，作为女性，她们和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1.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关键词：江歌案、男海归求爱未遂将女同学扔下19层
2017年年末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江歌案了，这起发生于一年前的凶案，得到了空前的全民关注。12月20日，江歌被杀一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凶手陈世峰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然而这起恶性杀人事件中仍有许多内容是法律所不能裁判的，案发当天的经过依然罗生门，三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友情、背叛和报复更是令人扼腕叹息，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刘鑫还在接受法律之外的道德和舆论审判。
事实上，案发于2016年11月的江歌案，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真正让它具有全民性热度的是《新京报》出品的视频栏目《局面》对于江母和刘鑫的“真人秀”式专访，这期视频节目将事件的焦点放在了刘鑫——这一唯一从悲剧中全身而退的人身上。通过塑造刘鑫在案发前逃避、案发时自保和案发后推卸责任的形象，制造了一种十分残忍的“民意”——即如果被杀的是刘鑫，就是她应得的报应，死不足惜。
这种“民意”迅速发酵，几乎让我们忘记了，无论死者是谁，这都是一起恶性的性别暴力，或者说，是亲密关系中——或是女性选择结束亲密关系之后——针对女性的暴力，这类由于求爱不成引发的激情犯罪绝非个例。在江歌案中，由于被害的是好心帮忙的无辜者，“有辜者”刘鑫的幸存被人们认为是“苟活”；在更多的案例中，因为拒绝男性的求爱而被暴力相加的女性也常常承受着荡妇羞辱和二次伤害，发生在2017年3月的富二代将高中女同学扔下19楼的事件就是一例。
江歌案宣判后，江母召开记者招待会
2017年3月21日，杭州某小区，27岁的女性王珊珊从19层坠亡，将她扔下阳台的是追求了她八年的高中同学薛某。据报道，家境殷实的薛某从高中便开始暗恋珊珊，大学毕业后，薛某赴美留学，在美国期间两人关系开始“亲密”起来。在审判过程中，公诉人问薛某对“亲密”的定义是什么，薛某回答，对方从来没有承认过两人的情侣关系，“连手都没牵过”，只是“会在微信里告诉他，自己每天做了什么”。
2017年年初，薛某因为“怕珊珊跟别人结婚”，突然从美国回国，经过一番强烈要求后搬进了珊珊在杭州租的房子，和珊珊及一名女性室友合住。当他有一天在珊珊房间看到她与一名男性的合影时，薛某情绪崩溃了，此后他频繁在网上搜索“自杀”、“跳楼”、“故意杀人会被判什么”等词条，意欲与珊珊同归于尽。直到3月21日早上，他闯入珊珊的房间，反锁房门，将她逼到阳台，横抱起来翻出栏杆。在这短短的十秒钟时间内，珊珊甚至没来得及挣扎，她根本没想到薛某早就对自己起了杀心。
受害者王珊珊的母亲
在审判中，薛某提到，为了向珊珊示爱，他曾向她赠送价值不菲的礼物，包括Coach包包、Tiffany项链和卡西欧美颜相机等。珊珊虽然拒绝了薛某的求爱，但并没有拒绝这些礼物，加上二人家境悬殊（珊珊父母都是农民），许多网友指责珊珊拜金，“为了收礼物与薛某搞暧昧”等等，对死者和她的家庭施加二次伤害。
亲密关系暴力（包括恋爱暴力和分手暴力）现象究竟有多普遍？“女权之声”2014年的一篇报道提到，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2008年的报告称，台湾平均每月有14.7起关于恋爱暴力、分手暴力和情杀的新闻报道，几乎每两天就有一起，每月至少有三起发生在情侣之间的谋杀或谋杀未遂案件。而亲密关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男性受害者则多为自杀或为情敌所杀。美国和香港都有调查显示，16-24岁的年轻女性最容易遭到恋爱暴力，其中最严重的伤害往往发生在分手之后。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将亲密关系暴力视为私领域内部的矛盾，女性受害者往往被置于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检视之下，重则被冠以“荡妇”、“拜金女”的污名，轻则被认为遇人不淑、眼光有问题，总之，人们总是试图从亲密关系内部找出其受到伤害的原因。然而，频繁发生的类似悲剧似乎已警醒我们，值得反思的是深植于社会制度和性别文化中的结构性问题。
正如“女权之声”的报道中指出的，在父权制下，男性常常被教育不能轻易流露情感，“男儿有泪不轻弹”成为男子气概的标准之一，这使得他们应对感情挫折的能力比女性弱；而施加暴力则被认为是很“爷们儿”的行为，它象征着男性通过身体力量上的优势而获得的权力。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常常被当作男性的玩物甚至私有财产，对于男性提出的要求，她们只能顺从不能拒绝，一旦女性拒绝男性的求爱，或者主动提出分手，男性的挫败感会容易导向“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极端行为。因此，要预防亲密关系暴力，光靠擦亮双眼、鉴别“人渣”还远远不够，它需要社会干预机制、普及知识和必要的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