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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艰难一年 —— 2017性别新闻盘点

2018-1-4 23:0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614| 评论: 0|原作者: 张之琪|来自: 界面文化

摘要: 2017年,对于中国和全世界的女性而言,都是异常艰难、充满挫折的一年。让我们感到尤为难过、挫败的是,在这一年中,太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以变本加厉之势转土重来,女性受到来自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的全面压力,安全被威胁、身体被侵犯、机会被剥夺、人格被物化、抗争被污名。

5.生产之痛与育儿压力

关键词:陕西榆林产妇坠亡、经济学家罗斯高呼吁中国农村妈妈回家

除了对女性的商品化、将婚姻和亲密关系等同为赤裸的等价交换之外,煮肘还格外强调女性的生育价值,甚至干脆将女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生育,生孩子越多,女性越成功、越幸福,而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则自动降格,成为“less than” women(次等女性)。在这样的优先级序列中,女性的事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当然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徒劳的,回归家庭、履行母职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2017年9月15日,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发表的演讲也在呼吁“妈妈回家”。在对中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儿童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调研之后,他发现,这些孩子正在面临由教育程度低、营养不良和陪伴缺乏等因素造成的认知能力低下,他们中有63%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会严重影响中国后备劳动力的素质,制约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对此,罗斯高开出的药方是,让农村妈妈回家,在孩子0-3岁期间——也就是所谓的大脑发育最关键的1000天内——陪在孩子身边。

在演讲中,罗斯高用科学的测量、统计和大量扎实的数据说明了两个结论:一、农村孩子普遍缺乏有质量的照料;二、这种照料应该由母亲来提供,或者说,只能以牺牲母亲的就业来实现。然而,即便这些数据有效、论证充分,它也仅仅呈现了事情的一面。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曾指出,在我们普遍关注母亲在0-3岁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同时,也有研究表明,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之一。在一位美国女性社会心理学家的描述中,她们被称作“社会隐形人”,随时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人们对她们的痛苦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这时,我们提出“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和社会为什么缺席其中?为什么一边鼓励生育,一边将照料孩子的责任和压力完全转嫁给家庭,或者说,转嫁给家庭中的女性?

关于母职的不能承受之痛,2017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一名产妇在产房跳楼身亡的新闻给了我们一次血淋淋的教训。尽管悲剧发生后,院方与病人家属各执一词,互相推卸责任,但可以确定的是,产妇马某是由于迟迟未能接受刨宫产手术,不堪忍受疼痛才跳楼自尽。

女性的艰难一年 | 2017性别新闻盘点-激流网榆林产妇坠亡事件时间轴

马某的悲剧引发了许多经历过生产之痛的女性的共鸣,但随着医学的发展,这种疼痛是否仍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以胎儿健康为由、拒绝产妇接受无痛分娩或刨宫产时,又是否是将生产之痛视作女性的原罪,用母爱无私伟大这样的崇高话语当幌子,漠视女性的痛苦,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更重要的是,在舆论发酵的过程中,谴责渣男和恶婆婆,鼓吹“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但事实上,想要让全社会真正重视女性的生育之痛,首先必须将这种独特的女性经验从羞耻感、从私领域中解放出来,分享和联合才能为疼痛和母职的松绑创造更多可能性。

6.“大女主”题材盛行

关键词:《我的前半生》、《那年花开月正圆》、租衣平台“衣二三”争议广告

在女性已成为电视剧主要受众和奢侈品主力消费者的今天,《我的前半生》这类电视剧的出现和热播,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这个表面讲女性奋斗成长、追求爱情的故事,实际上贩售的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男人,和女主角从头到脚的奢侈品行头。

女性的艰难一年 | 2017性别新闻盘点-激流网马伊琍饰演的女主角罗子君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改编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而亦舒的小说则脱胎于鲁迅的《伤逝》。鲁迅在《伤逝》中提出了女性的“经济权”问题,认为女性追求恋爱自由的“梦是好的,但钱是要紧的”;“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是鲁迅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希冀。

然而,无论是在亦舒笔下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还是在2017年的上海,无论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还是在社会提供的机会上,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都还远未实现。

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同时也是财富迅速向男性转移的过程,从前婚姻中的户主,只是在文化和管理的意义上起作用,而今天它几乎变成了一种经济制度,变成了对私有财产的实际占有。因此,在现实中,一个因丈夫出轨而失婚的中年家庭主妇,短期内将为分割婚内财产、争夺抚养权而焦头烂额、体面无存,而长远来看,她还要面临重新回归职场、独自抚养子女等更大的难题。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大女主的励志传奇故事未免显得与玛丽苏无异,因为罗子君们“逆袭”的唯一途径,就是再找到下一个更有权势的男人。2017年霸占银屏的几部古装大女主剧(《楚乔传》、《那年花开月正圆》等)也难逃类似的套路,女主角们看似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从最初单纯善良、不谙世事的傻白甜,成长为心思缜密、工于权谋的“女强人”,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成长”背后离不开男性的宠爱、保护和栽培,看似一路披荆斩棘的女主角,依然是通过“搞定男人”来摆平所有麻烦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类大女主剧中,男性的爱慕和提携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施舍,而被包装为一种“资源”、一种通过女性的性别优势换来的资源——这种观点正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的社会共识。例如,在2017年10月,共享时装月租平台“衣二三”推出了一则名为《衣二三,你的职场秘密武器——一个女生靠穿衣发迹的故事》的广告,讲述了一个职场菜鸟如何靠从“衣二三”上租来的衣服,一步步“打怪晋级”,最终成为“人生赢家”的故事,广告语包括“提案穿上猩红色onepiece(连衣裙),再大的case都是小case”等等。

女性的艰难一年 | 2017性别新闻盘点-激流网“衣二三”广告

与大女主剧的叙事类似,“衣二三”广告中的职场也被高度浪漫化了,用性别优势交换晋升机会不但不再受到道德检视,反而被当做职场成功学的女性版本。然而事实上,在性别歧视严重和性骚扰频发的中国职场,想要利用性别优势“弯道超车”只是流行文化为女性制造的粉红泡泡;相反,依靠自己努力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则往往会因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偏见,而被认为是坐在某个男性上级的大树下面好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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