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及其付诸实践导致的后果。新自由主义无视市场失灵而一昧主张市场化，其语言总结为理论学说，并落实到国家政策时，就成为一种特定经济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强调目的是为资本的自由化而非个人的自由提供理论支撑。彻底厘清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才能在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抵制错误倾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由市场、崇拜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1】，当这种意识形态借助学术化语言总结为理论学说，并落实为国家政策时，就成为一种特定的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2】，如强调经济政策稳定性的货币主义及其相关理论【3】，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4】。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促使劳资关系、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产业部门间结构、全球经济体系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模式的转变，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5】。

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主要有国家干预失败论、“金融主导理论”【6】、“技术决定论”【7】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则构建了一套介于抽象理论与复杂的具体现实之间的中介概念，用一系列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即所谓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更迭来解释资本主义不同模式或阶段间的转变。【8】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和思潮，最后上升为国家意识，其产生、发展和兴起都有一定的经济物质基础和历史背景。

首先，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生产力基础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分工不断深化、细化，原本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契合的生产流程被分散化，单个企业生产一件需要各种组装部件的产品被各个更加专业化的部件生产组织所代替，资本间分工使得各个资本的自由程度更高。而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分散化的专业分工体系之间可以有效沟通，降低了由市场协调产生的成本，为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生产关系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处于相对贫困化状况，而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可持续剥削、为资本积累创造稳定外部环境的考虑，可能要求提高工人的待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自由。为维护劳资关系中资强劳弱的优势地位，资本以自由化为名，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恰好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战后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工人阶级普遍要求提高待遇。苏联在战后迅速崛起，苏东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对比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提高本国工人工资。工资水平的上涨挤压了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滞胀危机下，凯恩斯主义失效了，从而为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批判凯恩斯主义损害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政策指导提供契机。滞胀危机后，资本家采取各种措施打压工会，以削弱工人的谈判和议价的能力，压低工资，从而提高利润率。新自由主义宣扬工会抑制了工人个人意志、剥夺了工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为资本家打压工人力量的行动进行辩护。新自由主义符合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利益，由此得以流行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资本话语权：利用新自由主义赋予资本以自由

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标榜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最有效的。然而其宣扬的自由却是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自由，对于雇佣劳动、生产力落后国家而言，他们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不仅充斥着经济领域，而且资本的话语权会扩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9】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就是赋予资本以自由，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强化资本的话语权。

（一）将资本的自由泛化描述为个人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设想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经济行为简化为自由市场交易，同时将市场交易视作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将市场经济活动简化为个人交易行为的联结，显然符合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对于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个人主义方法论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分析得以进行的基本原则。【10】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就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说，该假说规定个人行为只包含两重抽象属性，即“自利动机”和“理性权衡”。【11】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在比较优势原理的统摄下，为了增进自身利益，个人理性权衡的自然结果是分工与贸易的出现。也就是说，市场交易行为模式是“经济人”最合理的现实选择。弗里德曼认为，市场交易行为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行为模式，那种旨在“将市场因素引入到计划经济中”的主张之所以是谬误的，原因不在于其缺乏可行性，而在于这种主张本末倒置地理解了现代经济过程。【12】

实际上，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活动仅仅是社会经济过程的表象，这是从商品流通角度得出的结论。商品流通是商品所有者为换取使用价值而进行的交换，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相互交错的全部过程。但是，经济运行不只是商品流通的过程加总，而是包含商品流通在内的资本流通的过程。资本流通是资本作为独立价值，在自行增殖运动中进行的形态变换，是包含生产环节和商品交换环节的统运动过程，即

如果深入到资本流通角度则会发现，市场交易行为不仅包括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还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劳动力商品交换，而所谓“个人自由决策”恰恰掩盖了劳动力商品交换中的不平等，以及劳动者失去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事实。劳动力商品是在劳动者或小生产者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并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条件下才出现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本身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为劳动力商品虽然是商品，但是它比普通商品多了一层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规定性，只有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才是劳动力商品。而劳动力商品的这种规定性，又是导致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的原因。因为劳动力既然是商品，出卖之后必然为雇主所支配，只能服从分工，结果造成技能方面的畸形发展或“去技能化”，从而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逐渐加深为“实际上的隶属”，无法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者不断被排挤出生产过程，形成大量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为加剧工人间竞争、资本压低工资提供了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3】大量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劳动力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劳动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雇主有随意解雇劳动者的自由，劳动者却没有选择的自由。

因此，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在工会力量削弱、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去监管化等方面对资本而言的确是自由化的过程，但对工人而言实际上缺失的恰恰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

（二）将资本的利益抽象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经营的公共事业项目和国有企业不仅是低效的，而且与市场抢占了大量经济资源，最后的好处只被少数人攫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将国有企业股权出售给私人资本，似乎私人资本代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而与政府经营的项目相对立。

事实上，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差别无法消除，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以低价被少数人获得，私有化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从而导致凭借生产资料所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形成的贫富差距。资本不仅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且在根本利益上，资本与劳动是完全对立的。工人出卖劳动力商品而获得工资，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在产品新创造的价值中，工资和利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绝对水平整体来说远远高于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但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是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本身的提高相适应的。而工人“贫困化”或者说绝对贫困化的实质，在于工人的收入只能等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包含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与实现它的一切对象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与这些条件相独立地存在着。”【14】这些实现劳动能力对象的条件包括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15】。“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穷，即对象财富被全部剥夺。”【16】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困”。贫困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企图取代统治阶级的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7】。但从阶级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者和资本关于工资与利润间分配的斗争就不会停止，资本与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是相冲突的。资本只能满足本阶级的利益，无法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