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资本话语权与意识形态斗争

（三）忽视政府的阶级本质，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市场原则成为经济领域的首要原则，同时，市场原则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为社会治理的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是内在低效的，而以利润为唯一导向的私营企业是最有效率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建立“大社会、小政府”、“服务型政府”、“廉价政府”，主张在调节经济行为中，市场关系如市场力量的作用需加强，同时其他关系或机构如政府、企业管理部门、工会和专业协会等的调节作用需弱化。

新自由主义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当我们讨论政府职能时，不能忽视其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本质。国家与政府是一对相近的范畴，但二者层次不同，“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18】，国家是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对全社会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产生的，同样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19】而政府则是表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应以国家范畴代替政府范畴来讨论其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作为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实现有序统治的机构，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其本质是阶级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一方面，从经济运行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层面看，为维护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需要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还需要为资本逐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国家必须提供公共服务，作为统一的调和因素而维持全面秩序的职能。【20】

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进行压迫的力量，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是种集中起来的阶级关系;【21】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而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证他们能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的机构。马克思指出：“由于每一个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和其他的利己主义者不一致，也就是说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与这些分散的单独的个人相对立，普遍的意志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表达法……这种意志叫作国家的意志……为了执行这种普遍的意志，又需要强制手段和公众的权力。”【22】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层次上进行讨论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维护着经济再生产，政治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从总体上保证这些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的再生产。【23】必须有“理想的”或“总的”资本家来代表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以确保货币制度和财税体制等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这个任务得以实现，执行这个任务的机构即国家。【24】

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的本质;但在实践中却坚决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市场原则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无一不为剥削工人从而使资本获利提供条件，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

总之，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市场等同于个人经济自由，将资本的自由泛化描述为个人的自由，将资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实际上都是为私人资本的自由创造理论支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5】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幌子，实则是要进一步巩固资本对劳动、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优势地位。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不仅对于工人个人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小资本而言也是无法实现的。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新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但由于符合大资本的利益，因而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兴起并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完全不同，但同样作为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操作层面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我国经济，为此应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理论，在这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趁机而入。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今天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分化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有关。【26】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产生影晌的经济基础一一所有制结构变化

新自由主义思潮属于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其产生的经济基础中最核心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思潮能在中国的传播，根源在于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的变化。市场化改革前，中国实行“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被消灭;市场化改革后，引入了包括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也推动了阶级结构的调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有体制外培育的私营经济，不排除个别原来在公有制企业内就业的工人，依靠克勤克俭积累一笔财富，在国家为私营企业提供的相比国有企业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下投资成为资本家。这也被称为“增量改革”。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的另一来源，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尤其是在价格改革、建立资本与土地市场以及国企改革中，部分党员和企业管理层、政府官员通过合法或不合法于段进行的资本积累。【27】特别是国有企业经历的承包经营与放权让利、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革和管资产到管资本等几轮改革，中央的思路和目的是加强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但实际操作中被很多地方政府理解为私有化。如抓大放小改革中，“管理层收购”使得所有中小国企及部分大型国企都被私有化了。获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国企原管理层、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资本。【28】这可被称为“存量改革”，即在国有体制内进行的所有制改革。毋庸置疑，这一过程催生了一个由私人经营者和跨国资本构成的利益集团。

一方面是代表资本利益的集团的产生，另一方面，新的工人阶级也在逐渐形成。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面推开产权改革，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劳动力商品化迅速发展，出现大量相对过剩人口，成为现代雇佣劳动关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和得以维系的前提，并为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好了制度准备。【29】城镇劳动力中，几千万原因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员工被迫下岗，并因陷入贫困而成为劳动力商品，加上来自广大中国农村腹地的农民工，他们成为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市场化改革下，中国所有制结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间的诉求也发生多样化变化。每个集团都寻求符合本集团利益、能将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化为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从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学说。新自由主义代表资本的利益，其关于个人自由选择、自由市场、政府干预最小化等主张，体现了资本话语体系的逻辑，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遮蔽效果，将资本的利益抽象描述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利益，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经济改革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表现

为配合经济领域推行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强化资本的优势地位，资本掌握了话语权并通过操纵大众传媒手段向工人阶级灌输资本话语，成功地将资本及其所有者的特殊利益包装成为共同利益，转移劳资矛盾，为资本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在贫富差距上，利用资本话语体系将矛盾转移到国有企业与民众、政府与民众之间。例如，有人声称，现阶段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由行业差距即占据石油、钢铁等产业的国企工人工资过高，而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工人工资过低所导致;应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国企工资水平。或声称，“如果企业给员工加了一点儿工资，结果又收税收回去了，永远提高不了老百姓的收入”【30】，试图将劳资间工资问题转嫁到政府，制造政府税收政策与劳动者收入的矛盾。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经济学界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阶级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31】在关于贫富差距过大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干预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信奉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经济起步，贫富差距首先会扩大，但随后将自动缩小。其隐含的政策建议就是，面对贫富差距政府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因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将自然而然地缩小。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资本掌握的话语体系故意制造二者对立，将市场失灵归结为政府干预。如有人称中国是“国富民穷”，政府过高的税赋将民众的财富收入囊中，还抑制了市场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正确做法是一方面在生产力上调整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结构，从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人手，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入手调整决定收入分配结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然而新自由主义歪曲和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而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而改革的目标则是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简政放权，实现“小政府、大市场”。【32】还有人提出，应减少政府干预，放权让利，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服务的对象是谁?如果对象是人民群众，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如果服务的对象是企业(实际上是资本)，那就是改革进入了误区。还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应进行修改。然而事实是，在资强劳弱的现实中，劳动者根本无力对抗雇主，所谓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只是为雇主解雇工人提供便利。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上，资本话语体系试图淡化甚至抹杀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面对过度市场化的现实，资本集团及其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又以“改革红利”神化改革，在此舆论的攻势下，改革成为主流话语，在改革名义的裹挟下，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方向、有损人民利益的改革方案被强加推行。他们用贫富差距问题取代阶级问题，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工人阶级消亡论”，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就是成为“中产阶级国家”，或构建“橄榄型社会”。此外，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许多人追捧，他们主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应当实施“私有制加二次分配”的模式。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片面强调市场经济，忽略社会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律，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的特殊性，盲目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向西方国家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