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势极容易促使党内修正主义的产生。因此,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在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将“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作为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继之,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事件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而“反修防修”体现在国内经济政策上,首当其冲便是批判“三自一包”。这决定了包产到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已无缘取得合法地位。 五 “包产到户”为何终被“否决”? 综上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事实上比较复杂,中央领导层有分歧也有共识;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也有过短暂的包容即允许试验。但是,包产到户终究被“否决”。其原因何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角度分析,“包产到户”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支撑 在农民占人口主体的东方国度里,如何对待农业合作化问题,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应该是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理解正是否定包产到户的理论根源。 细言之,七千人大会后,除邓子恢外,即便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中央领导人,其意识中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仍然是“大而公”的模式。他们之所以支持包产到户,是因为农业严重的减产歉收,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观念中,家庭经营等同于“个体单干”,不属于社会主义。 (二)从经济角度分析,“包产到户”“有悖”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 恩格斯曾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2)因此,考察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缺失的深刻缘由,需要联系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实施。 其一,农业集体经济取代家庭经济缘起于国家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国家工业化战略旨在依靠农业提供积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却极低。因此,农业的规模经营特别是统一的集中化的管理调度势在必行。在这样的前提下,虽然包产到户与小农经济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毕竟具有分散的家庭经营的特征,在工业化的战略方案下,无论怎样讲都显得“不合时宜”,从争论中可见一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包产到户后难以做到劳动力、生产工具等方面的统一,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优势的发挥。就是持赞成态度的人,有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做得不好,确实保证不了劳动力、生产资料、分配等方面的统一。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央的决策。 其二,“工占农利”的组织部署难以容忍包产到户的“冲击”。国家工业化需要有组织、有保证地实现“工占农利”。最初,中央选择了统购统销。但是,该制度一开始就受到抵制,促使中央决定再一次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言,“农民是理性的”(43)。在高度集体化的框架内,为了索回利益,农民最初抵制统购统销,接着拉牛退社,当这种对抗无济于事时,他们便在体制内创造出“包产到户”制度,以此索回劳动的剩余收益权,而这一制度与国家获取超额农业剩余的组织初衷恰恰相悖。 (三)从领袖个人因素分析,“包产到户”没能取得最高决策者毛泽东的认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一度得到众多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但最终未能获得合法地位。关键在于没有获得毛泽东的认同。在他看来,包产到户“一小二私”,不仅与人民公社制度格格不入,而且会带来严重后果,会使社会主义中国改变颜色。从毛泽东共同富裕的思想看,他强调富裕的共同性,可以说,这种价值取向成为排斥包产到户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毛泽东的利益观而言,他注重的是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包产到户过多地体现了个人的短期利益,这无形中加重了他的反感。 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 ②杜润生:《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477页。 ③通常所说的包工包产是指以生产队为单位,由生产队向管委会承包一定的产量,获取一定的报酬,超过承包的产量得到奖励。 ④羽心:《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9月1日。 ⑤崔峰:《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9日。 ⑥这些户在当时主要包括小商贩、手工业者、搞服务性营业、运输业及渔业的人。 ⑦《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49-653页。 ⑧《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48页。 ⑨戴洁天:《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⑩《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人民日报》1957年10月9日。 (11)《调动农民什么样样的积极性》,《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3日。 (12)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包工包产”一文实际上便是何燕凌所作。 (13)周天孝:《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14)《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日。 (15)郑庆平:《“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光明日报》1959年12月14日。 (1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48-250页。 (1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1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2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 (2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 (22)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2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页。 (24)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一),内部资料,第330-338页。 (25)韩三洲:《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号的两个年轻人》,《炎黄春秋》1994年第2期。 (26)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207页。 (27)《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页。 (2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9页。 (29)《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3页。 (30)孙业礼、熊华源:《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3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0页。 (32)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3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7页。 (34)《安徽文史资料》第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35)《安徽文史资料》第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3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7页。 (3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8页。 (38)即《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3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4页。 (4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页。 (41)当时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页。 (43)[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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