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很多国家经济滞胀，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也陷入低谷，许多指责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学说也纷至沓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理论，“新自由主义时代” 开启。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的萧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 的失败。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经济自由” 则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一、美国收入数据的统计来源与收入差距概况
1. 美国收入数据的统计来源
美国收入数据的统计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美国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简称IRS)根据纳税申报单获取的收人数据，二是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简称CB)发布的(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简称CPS)数据中的收入系列数据，三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对收入数据的统计。IRS根据联邦纳税申报单的数据得出税前收入的数据，可以将其称为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优点在于它尽可能多地涵盖了高收入家庭。但是，因为很多低收人家庭不在纳税申报单的记录之列，这类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低收入家庭的数据。CPS数据既包括了家庭税前收入，也包括了政府的现金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现金公共援助，这些补充性的收入因素有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益。CBO发布的是税后的收人数据，把更加详细的税收申报单信息与CPS数据结合起来，包括了政府转移支付、资本性收益和其他附加的非现金收入来源，并且减去了直接和间接的联邦税收。因此，可以将CBO发布的收入数据称为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使用以上三类不同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导致关于收入差距的不同结论，但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方向性的区别。使用CBO数据得出的基尼系数会低于IRS的数据，但是两种统计方法得出来的趋势是一致的。如图1所示，1979年，CBO数据基础上计算出的全美基尼系数是0.36，2013年上升至0.44。排除税收与转移支付因素的市场收入，即在IRS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在2013年则为0.6。
2.规模性收入差距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收入差距的变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大萧条”之前，不平等程度相较于战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是从“大萧条”之后到1980年前，不平等程度变动较小;三是自1980年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无论是官方发布的数据还是学者们的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点。根据CBO发布的数据，从1979年到2013年，最贫困的20%的家庭的税后平均收入增长了46%，位于中层6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41%。但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与之同时期发生的“1%现象”：从1979年到2013年，位于顶层1%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92%。“1%现象”使得收入不平等问题愈发尖锐。从1977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中3/4的收入增长都归属于位于上层20%的家庭[2]。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攀升，有学者指出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历史最高值。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国的个人可支配现金收入不平等程度比32个富裕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29个国家都要高。虽然由于选用数据、测量方法和分析范式的不同，使研究者们在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表现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学者们关于美国收入差距的研究大体得出了以下具有共识性的观点：第一，工资、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来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某些趋势就开始初露苗头;第二，当代美国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均位于几十年来的高峰[3]。
3.功能性收入差距
功能性收入差距是根据不同收入来源测算出来的差距。收入不同于财富。收入是一种流量，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活劳动的劳动性收入，另一种是来自于财富的资本性收入。财富是一种存量，财富的来源主要也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个人的收入储蓄，另一种是来自于遗产继承或赠予。就其价值内容而言，财富以现金、存款、证券、股票等各种形式出现。财富差距远远大于收人差距。按照财富拥有量来分类，位于底层50%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因此也没有资本性收入。对于来自底层90% 的收入获得者来说，资本性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4]。
图2展示了收入最顶层0.1%家庭的收入构成：资本收益、资本收入、营业收入与工资收入[5]。一个世纪以前，富人们的收人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入，其形式主要是分红和利息。这些高收入家庭很有可能是l9世纪末镀金时代“强盗大亨”们的继承者。2O世纪7O年代末以来，当收入差距开始再次上升时，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因为管理者的收入最初主要是工资即劳动性收入，因此被划归为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但后来随着来自利润的资本性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主要部分，管理者开始成为资本家阶级的新成员。从1993年到2003年，管理人员的薪酬翻了一番。1990年一2O10年间，企业管理人员约占美国收入顶层1%人群中的2/5，在该群体中的收入份额约占60%。2000年以来，资本收入的比重开始有了明显的回升。
劳动性收入包括工资和其他的职工薪酬，资本性收入包括公司利润、租金和利息等。2014年，资本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份额从1970年的35%上升到43% 。在同一时期内，顶层20% 的家庭拥有超过90%的金融财富[6]。CEO与工人的薪酬比从1980年的40：1上升到2000年的300：1，2008年则为240：1[7]。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资仍然停滞不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劳动性收入的份额曾经有过上升，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私人部门劳动收入的比重从66%下降至60%。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后来的金融危机时期，并在201 1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4.代际收入流动性
家庭环境、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增进、财富的积累以及经济机会的公平，都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与其父母相比较而言，大多数人的收入是向上流动的。2012年，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经济流动性项目分析报告指出，84% 的美国人(2000年_2o08年期间)在与父母(1967年一1971年期间)相同的年龄时都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Earnings)是衡量代际收入弹性的指标，是机会平等的重要标识。代际收入弹性越高，说明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越大，收入流动性越低。有研究估计，加拿大与其他北美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位于0.2—0.3之间，而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在0.5—0.6左右[8]。
美国的代际收人流动性正在逐渐下降，这意味着“出生彩票”(“birth lottery”)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如果把收人等级比作一架梯子，那么越往上阶梯之间的间距越大，这是因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上升，向上攀爬梯子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将出生于不同年份的孩子按其父母收入等级从低到高分成了1—5级，以这些孩子26岁时的收人为基础，计算其进入最高收入等级的机率。结论是：父母的收入等级越高，子女进入最高收入等级的机率就越大。而且，对于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各个年份的孩子来说，各组的概率基本维持不变。这也间接表明，在2006年—2012年期间，代际收人弹性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稳定[9]。在过去的3O年里，对于位于收入等级底层的美国人来说，其收人流动性也经历了明显的下降。位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们，其收人趋势是向下的，而顶层的收入趋势是向上的。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习惯用“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部门的扩张等因素来解释收人差距，这些都未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分析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只有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层面，才能揭示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生产是总体”这一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简要概括。总体是由各要素和各环节的运动构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一起共同构成了“生产总体” 的主要因素和基本环节。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分配关系反映了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所决定，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一样，是一种历史范畴。据此，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相关论点进行了批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10]因此，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应该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去寻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指出了生产的一般条件与生产的历史规定性之间的区别[11]。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是经过比较而抽取出来的共同点，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进行，但是仅仅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还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在具备统一的一般性条件的基础上还存在本质的差别。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对美国收入差距成因的认识仅仅是从生产的一般条件来作出解释，而没有从这种本质性的差别来进行分析。马克思曾经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者注)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2]这一论断仍然适用于今天，深刻地揭示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解释收入差距成因上的最大缺陷。因此，更进一步来说，对美国收入差距成因的分析应该深入到生产的历史规定性中去寻找。仅仅停留在生产一般条件的层面来探讨美国收入差距的成因，是无法解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代的本质差别的。分配关系是与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同一的。
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是《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的研究主题。马克思曾经引用“不幸的皮尔先生” 的故事，来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以往的私有制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13]劳动者被剥夺指的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劳动者的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资本家的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打着等价交换的虚假旗帜，无偿占有了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在收入分配方面必然出现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从根本方法来看，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不过是重蹈了李嘉图的覆辙，再次将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研究的中心环节，在分析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时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因而其提出的推进累进税制的办法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
2.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的两极分化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4]。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相伴而生。理解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是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理论的关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的相对量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15]。一极是以资本家为代表的富裕者，另一极是以工人为代表的贫困者。
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技术构成提高，活劳动受到排挤，在生产中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替代。由此造成产业后备军队伍的扩大，在业工人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形成“工作贫困”。在美国，尽管有工作的穷人是比失业者更大的一个群体，但是学界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失业者，而不是有工作的穷人，以至于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研究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提高就业率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从2010年到2015年，美国的就业年均增长率为1.6%，但是在这六年里平均真实工资总共才增长了0.8%[16]。与失业贫困相比，工作贫困才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贫困。全美61%的贫困家庭中都包括了一名工人。2001年的数据表明，有工作的贫困家庭是失业贫困家庭的4倍。从1974年到2004年，失业贫困者的人数占全美人ISl的3.4% ，而就业贫困人口则占10.4%[17]。图3表明在1970年—l201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与非农业生产部门工人实际小时工资的年增长率之问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两个轨迹之间日益扩大的背离，体现出工人获取其生产力收益的能力在逐渐减弱。
在收入分配的另一极，是以资本家为代表的富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资本积累方式的金融化刺激了资本性收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但同时由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领域的利润增速停滞不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纷纷进入金融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很大的阻碍，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大量资本的蒸发，这反过来又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加不利的影响。马克思强调产业资本对生息资本具有决定性作用，认为货币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仅仅追逐自身增值的虚拟资本只能制造泡沫，而非真正的资本增值，这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寄生性。
金融化导致资本性收益膨胀，使得资本家的各种金融收入猛涨。金融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资本性收益，金融收人主要是资本性收人。1980年—2o07年问，金融部门在全美经济体系中的利润份额增长了3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扩大到2002年的45%。对于非金融部门来说，其金融收入在总利润中的比重也从15%上升到32% ，在泡沫破裂前的2001年最高值为42%。单就制造业而言，它对金融收入的依赖度从0.2增加到0.61。自2000年以来，通过金融渠道产生的收益占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在1970年一2008年间，50% 以上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9.6%的经理人员薪酬的增加都是由于金融化引起的[18]。
金融化导致顶层的收入集中程度愈发提高。来自利息和股息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12%攀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18% 。如图4所示，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的对比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颠倒。金融化的强劲浪潮呈现出投机和掠夺的态势。证券交易的高额流通量反映的是市场投机行为，而不是社会财富量的真实增加。重视证券的市场价值，是为了操纵市场并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而其他许多人则为此而付出代价。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成为资本主义掠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收入差距
市场收入减去税收，再加上转移支付，即为可支配收人。美国主要通过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来实施收入的再分配。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顶层税率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其实质是对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造成收入两极分化的基础上，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1.税收政策
按财富拥有量来分类，位于上层的集团通过其社会权力左右政府的税收政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税前的收入差距和税后的收入差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能明确税收政策的再分配效果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顶层10%家庭的税后收入份额比税前收入份额有了较大的下降，这一时期设置较高的赋税水平是为了给战争提供财政支持。有学者对美国各州税收政策的再分配效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从总体上而言，州税收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程度要低于联邦税收，甚至还由于征收汽油税将原有的市场收入差距扩大了0.9%[19]。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提高了顶层税率，在二战后也保持了相对较高的顶层税率。1980年里根上台时，美国的顶层税率超过了70% ，然后开始下降，从70% 降至28%。撒切尔夫人时期英国的顶层税率也从90%降至40%。美国和英国曾是二战后几十年里税制体系最为累进的国家，而后它们变成了最不累进的国家。一般来说，当高收人群体的市场收入份额提高时，税率往往有提高的倾向，以便对高收入进行适度的调节。但是从图5中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当位于收入顶层1%的家庭的收人份额趋于增加时，顶层边际税率却经历了大幅度的下降，从2O世纪6O年代的70%下降到2014年的39.6%[20]。
我们再来看底层90% 和底层50% 的人群。对于底层90% 的人群来说，1946年一1980年，其税前收入增长率是2.1% ，十分接近全部人口的税前收入增长率2%。但是从1980年至今，底层90%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为0.7% ，只有全部人口税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对于底层50% 的人群来说，在过去的45年里税前和税后收入都是停滞不前的[21]。
2.社会保障政策
里根曾经创造出“福利大妈”(“Welfare Queen”)一词，用来描绘那些只靠政府福利而过着舒适的生活，开着凯迪拉克汽车兜风、不劳而获的妇女。虽然事实上究竟有没有人能只凭借政府的福利而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开上凯迪拉克，是一个需要去考证的问题，但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认为失业总是自愿的，提出劳动有一个“最低价位”，低于这个“最低价位”人们就情愿不工作，所以失业的出现就是因为劳动者的“最低价位”太高了。这个“最低价位”是通过福利性开支来制定的，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就推论道，克林顿对于“众所周知的福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
医疗费用的高涨、转移支付项目的偿付力限制，以及一些社会保障项目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计划而受到排斥，使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在21世纪之初便开始面临危机。有学者以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选择了有需要的家庭的短期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补充性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简称SSI)、食物补贴(Food Stamps)和医疗援助(Medicaid)这四个转移支付项目进行实证分析。从覆盖率来看，不足10% 的家庭参加到以上四个转移支付项目中来，参与到TANF中的家庭比例只有1%。这四个项目对2008年美国基尼系数的缩小程度分别为：TANF 0.11% 、SS1 0.91% 、食物补贴0.54% 、医疗援助2.76%[22]。除了医疗援助以外，其他三个项目的再分配效果均未超过1% ，收效甚微。在过去的20年里，用于医疗援助(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等项目的资金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从7.4%上升到10.1% ，而住房援助项目资金的比重却在一直下降[23]。随着卫生保健支出的提高，医疗援助的资金也在增加，然而医疗援助的登记人数却经历了问歇性的波动。SNAP的登记人数和支出也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是，想要扩张(Medicaid and th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简称MEDI.CHIP)、SNAP以及其他转移支付项目在政治上是较为困难的。
社会保障对私人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使业已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恶化。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经历了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但是这一问题在近几年里才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议题。2009年——2013年，奥巴马总统在他的任何演说和国情咨文中都未提及收入差距问题。直到2014年，他在国情咨文中才提到这一问题。这也体现出民众开始越来越关注收入差距问题。根据2012年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24.3%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而在2014年的调查中，该数据上升为69% 。但是，除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提议之外，很多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建议很少得到政策上的关注，例如通过增加教育和培训项目来减少税前收入差距、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增进儿童的早期教育、提供带薪探亲假等。美国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根据不同原因相机抉择的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的混合物，这些原因当中并不包括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即便是在1913年税收法案中引入的基于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税率，其设计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少收入差距，而是为了根据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为政府筹集足够的资金。
3.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解放个人的经济自由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类的福利，主张强有力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其实质是进一步强化了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角色在于创造和保护一个满足上述原则的制度框架，但是，里根及其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破坏罢工和解散工会的做法却是“不自由” 的，并不符合其一贯提倡的“反对干预” 的原则。当代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实践，更难以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相“匹配”。
新自由主义理念主要从以下方面使得美国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一，强调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边际生产力，推崇市场化;第二，主张非工会化，削弱工人在工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第三，利用金融资本进行掠夺性的积累;第四，各种形式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第五，以削减顶层税率为代表的“劫贫济富式” 的税收政策;第六，对思想、历史和文化形式实施商品化。这六种手段的根本目的在于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和扫清障碍。
新自由主义认为，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是自由的核心，任何计划和管制都是对自由的破坏。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利益都被新自由主义贬斥为奴役的伪装。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的理念堕落为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而劳动者仅仅拥有微薄的收入和自由。新自由主义要为这些“恶的自由”负责。为了实现资本家的“自由”，劳动者的自由却受到限制。“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24]
四、对我国的启示
联系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情况，从以上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收入差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我国的经济建设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资本以金融化作为掠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向上流动，资本、财富和收入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方向。解决好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解决贫困问题，还长远地决定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命运。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对于人民群众来说， “共享”首先是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上的共享，这种“获得感”首先是收入上的获得感。
第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在我国的主体地位，这是缩小收入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按劳分配制度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在分配领域得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保证社会主义公平的两大基石，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共享的实现基础。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提供保障。
第三，坚持劳动本位思想，坚定不移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新自由主义政策旨在为资本的逐利性扫除一切障碍，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对资本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依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始终坚持把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用“劳动报酬” “劳动所得”和“工资”等概念把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统一起来，两种劳动收入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我国要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提高劳动收入的同时还要使劳动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问的分配合理化。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避免出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背离的情况。
第四，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美国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市场放松了管制，由此而产生的金融金字塔是极为脆弱的。当金融机构疯狂地吸收剩余时，国家往往袖手旁观，而当金融机构陷于危机时，政府却有伸出援手的习惯。贷方理应为自己的投机行为买单，但政府却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贷方免于损失。在再分配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劫贫济富”式的顶层设计使得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使市场与政府互为补充。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市场要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规范市场秩序，保证资源配置和市场流通的顺利进行，特别是要强化对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要着力改进财税政策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所发挥的作用，平抑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提高。
在共享理念的引领下，党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探索，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和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为建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提供了基础，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参见Gerard Dum6nil，Dominique L6vy，Neoliberal Managerial Capitalism：Another Reading of the Piketty.Saez，and Zucman Dat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1.44，2015。
[2]参见Kevin J.Lansing，Agnieszka Markiewicz，Consequences of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FRBSF Economic Letter，Vo1. 17，2016。
[3]参见Leslie McCall，Christine Percheski，Income Inequality：New Trend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1. 36，2010。
[4]参见Emmanuel Saez，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Vo1.35，2017。
[5]资本收益(capital gains)也叫资本利得，侧重指资产出售时获得的经济利益，例如股票、证券和房产等的买入与卖出的差价，若售出价格高于买人价格，变现时获得的差价即是资本收益。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也叫资本所得，侧重指来自于资产本身的收益，如股票的分红、房产的租金和存款利息等。营业收人指企业从商品销售和提供服务等经营业务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6]参见Kevin .Lansing，Agnieszka Markiewicz，Consequences of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FRBSF Economic Letter.Vo1.17，2016。
[7]参见Daniele Tavani，RamaaVasudevan，Capitalists，Workers，and Managers：Wage Inequality and Effective Demand，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1. 30，2014。
[8]参见Ann Macheras，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Mobility，Econ Focus，First Quarter，2016。
[9]参见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Patrick Kline，Emmanuel Saez，Nicholas Tumer，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104，201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5—696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5—6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7页。
[1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3—744页。
[16]参见Ann Macheras，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Mobility，Econ Focus，First Quarter，2016。
[17]参见David Brady，Regina S.Baker，Ryan Finnigan，When Unionization Disappears：State—level Unionization and Working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01.78，2013。
[18]参见Ken-H0u Lin，Donald Tomaskovic—Devey，FinancializatiUn and u.S. Income Inequality，1970-200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1.118，2013
[19]参见Daniel H.Cooper，Byron F.Lutz，Michael G.Palumbo， the Role of Taxes in Mitig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the U. S.States，National Tax Journal，Vo1.68，2015。
[20]参见Gary W.Reinbold，Comparing the Efect of U.S.Tax and Transfer Programs on Relative and Absolute IncomeInequality：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ot~rnal of Policy Practice，Vo1.15，2016。
[21] 参见Emmanuel Saez，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Vo1.35，January 2017。
[22]参见Thomas L.Hungerford，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Selected Federal Transfer and Tax Provisions.Public Finance Review，Vo1. 38，2010。
[23]参见Gary W.Reinbold，Comparing the Effect of U.S Tax and Transfer Programs on Relative and Absolute Income lnequality：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Vo1.15，2016。
[24][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参考文献：
[1]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和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张雷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其现实性》，《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杨思基：《论自由的物质条件与所有制关系— —对新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4]Emmanuel Saez，Gabriel Zucman，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Quarterly Journal of conomics， Vo1. 131，2016.
[5]Auten，Gerald，Geoffrey Gee，Nicholas Turner，Income Inequality，Mobility，and Turn-over at the Top in the US， 1987-2010，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 103，2013.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胡莹，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