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关中学历史教材的争论看精英们的非毛化困境

子贡评说某太子党诽谤孔夫子

—— 从有关中学历史教材的争论看精英们的非毛化困境

 老田

在孔夫子生活的时代，鲁国的季孙、孟孙和叔孙是三大太子党家族，此三人是鲁桓公的儿子，其后裔建立的家族，合称“三桓”。叔孙家的某位太子党诽谤孔夫子，子贡评说这只能够显示出此人的不自量和自绝于智慧的坚定性。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无独有偶，今天中国的先富先贵们在诽谤毛泽东的时候，也遭遇到了同一个困境：他们越是诽谤毛泽东，就越是遭遇到老百姓的鄙视和蔑，。这不仅无助于他们自身的炫富炫贵和自高自大，反而被老百姓看做是白痴一流，这就尴尬了。                        

在先富先贵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宣传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误判了阶级关系，高官群体中间根本不存在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群体；而且，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永远不存在复辟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他们还说，文革期间被群众批判的走资派都是冤枉的，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干部，每一个高官死去之后还都在头上加封一顶“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                                

因为这些受过批判的高官都是好人，都平反昭雪了，那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在文革期间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走资派，就没有了任何正当的依据，都只能够归结为权力斗争和无原则整人，这就像是跷跷板一样，既然这群高官都是好人，反过来毛泽东及其忠诚追随者都只能是坏人了。                        

在一九八零年代那么说，老百姓听起来还恍恍惚惚、疑疑惑惑，有些人难免相信了：这么多高官显贵都众口一词这么说，说不定是真的。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末期之后，有些人还要那么说，这就尴尬了，在国企改制对老工人买断工龄并私有化企业之际，全国老工人每年数万起大规模上访，想要去省城或北京找到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高官，来为工人阶级撑腰，结果徒劳往返，至今未曾找到。从那个时候开始，继续说文革是一场混淆了敌我阵线的内乱，高官中间没有走资派，在老百姓那里的效果如何，不问可知。                                

记得2002年前后，北京景山公园的老工人红歌队就已经公开表示悔悟了，他们唱起毛时代的歌谣《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修改了其中的歌词，表达自己的懊悔。这首歌原本有一句歌词是“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被老工人改为“有多少惭愧的话儿要对你讲”，推测这些老工人中间，原本有些人是相信没有走资派的，为此，在过去年月里可能有的错误选择是：文革时期参加保守派反对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批判，在1980年代相信毛主席人品不好和无中生有地整人。不管过去怎么样，现在他们认识清楚了，表示自己过去错了，为此，他们以歌声向毛主席陈恳道歉和表达自己的悔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说，再要是谁出来说毛主席文革胡乱整人或者冤枉走资派，肯定要被老百姓鄙视你智商欠佳了。因此，明智地偷偷改掉一些明显“掉底子”的说法，就是在老百姓那里挽回影响的明智手法了，但在这个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一致意见，有些人要把愚蠢进行到底，还以此去绑架那些想要选择明智的少数。

目前看来，是那些要求把愚蠢进行到底的人士占据着政治优势，可以威胁想要做明智选择的少数，这不，在教育部历史教材关于文革写法问题上，就很集中地体现出来了。这样，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逆向淘汰规则：谁要是做明智选择谁就没有好下场。这样一种机制，说不定能够有效保证统治阶级中间某些人抱残守缺，最终把愚蠢进行到底，就像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               

如果说修正主义和走资派这些事项，在1980年代还与事实相对疏远，那个时候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和发动什么的，只要是声调够响亮和单一，还不至于给自己脸上抹黑。但是，到了世纪之交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续这么说不再能够侮辱别人的智商，而是只能够暴露自己的愚蠢了。                                

有一个相对明智的人，说两个三十年不能够相互否定，这很明显不是自黑而是为了自我洗刷，以便与老百姓的常识接轨，挽回些政权合法性这样的无形资产。但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中间，很多奢遮大腕都跳出来反对，诸如任志强和清华的孙立平就跳得很高。不得不说，惯性是愚蠢最大的庇护所，有能力在某个阶层中间泯灭智慧和逻辑。有趣的是，说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之后，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党史研究室和文献研究室毫无动作和改变，倒是教育部面对着中小学生及其父母辈的常识，想要做点挽回工作，结果被公知和精英们拎出来好一顿敲打，这说明，在今天想要恢复一点点明智，在公知和精英那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子贡看到一些统治阶级成员自视甚高由此发展到自绝于智慧的状况，在今天依然是统治阶级多数的占优选择，他们还可以据此去强迫其他统治阶级成员，也同样选择把愚蠢进行到底。                        

与普通的老百姓尊重常识和经验相比，精英们理性地选择愚蠢还能够据此强迫其他同类项也选择愚蠢，这就鲜明与老百姓划清了界限。毛泽东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目前的事态发展看，高贵者的愚蠢呈现出一种相互锁定状态：谁要是敢于走出愚蠢，就会受到其他人鸣鼓而攻之，迫使他回到愚蠢的旧路上来，从而保证大伙儿共同把愚蠢进行到底。公知们围攻教育部的历史教材，较为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愚蠢的相互锁定原理。

不过，要说到修正主义，就涉及到理论与实际的变形与修正问题了，这就需要厘定马列主义中间，到底哪些是不能够轻易改变的基本原理，改变了这些原理之后就会导致根本性的颠覆。今天我们有了当事后诸葛亮的条件，来识别一下到底怎样的修正幅度，才算是背叛了马列基本立场的修正主义了。                        

国家计委老专家刘日新教授曾经说过，哪怕是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名义也是彻底搞臭了，所以，最后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改口说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现在，又逐步改口说自己是自由民主国家，假如将来把自由民主也搞臭了，肯定还会有一次改名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基本智慧还是有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中国民众中间，社会主义的名义太好了，所以，中国到今天还算是特色社会主义。                                

根据陈锦华的回忆录《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记载，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朱镕基总理有一个辩论：撒女士认为社会主义不兼容市场经济，而朱镕基则反过来坚持可以兼容。“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我听江泽民和朱镕基讲，在他们同撒切尔夫人的会见中，撒切尔夫人同他们都有争论。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私有化。”（原书第247页）中国的顶尖政治精英，被番邦过气政客在智慧上鄙视了，老田当即想起来那种“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的爱国心，但也只能表示无可奈何了。                        

如果现实的政见分歧还有待于时间检验的话，那么理论上的“创新”和修正后果就更为可怕了。在告别阶级分析法之后，高校思政课的整体状况是很难堪的 —— 硬是要以马列的话语来完成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论证，就这样，思政课已经成为一套粉饰现实的说辞了。这就与毛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毛时代要求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并分析自身的处境，那样，马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能够保留着可贵的批判性和科学性，帮助人们理解不完满的现实并形成自己的批判意识。同时，毛时代的理论方向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认定马列主义对于系统化压迫和剥削的批判性分析，在公有制社会中间依然是有着针对性和生命力的，人们为了推动社会前进依然需要从马列主义理论中间吸取力量和智慧，这当然也是正视现实问题同时给普通人也赋予改变不合理现实的权利和责任，一句话，毛时代的马列帮助普通民众实现政治化，今天则是反过来，输灌假马列是为了让学习者放弃政治分析能力和参与意愿。                                

马列的科学性与力量，首先在于帮助人们分析侪身其中的社会中间，系统化或者制度化的不平等和压迫力量如何识别，所谓告别阶级斗争就是要抹去这样的锋芒。要为制度化的剥削和压迫辩护，显然，马列主义是人类所有思想资源中间最不合适的一种，把马列修正之后用于为资本快速积累辩护用途，然后还要求思政课照这个样子去讲授，只能说有些高人完全没有底线，思政课一大批教师不得不受此拖累，结果还被大批学生在智慧上鄙视，这可真的是斯文扫地了，呜呼哀哉！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