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莎·卢森堡(1871 -1919)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伟大的女革命家和女理论家,她的革命实践活动尤其是理论研究是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列宁曾称誉卢森堡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伟大的共产党人”。列宁还曾指出:“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今天是卢森堡遇害99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激流网特选编了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部分供大家学习。

2018年1月14日 德国纪念现场

1899年3月,伯恩斯坦抛出了系统的宣传修正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该书中,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基本观点提出怀疑。他顽固地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会崩溃,《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很大的适应性并正在向社会主义进化,“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性和机会便越会减少。”因此,“实行革命的时代,今天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人阶级只需进行合法的政治经济活动,即议会和工会工作,就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不必要的了“。对此早有准备的卢森堡神速地完成了第二组批判伯恩斯坦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4月初分5次连载于《莱比锡人民报》。同月,他把批伯恩斯坦的两组论文汇集成册,辑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单行本出版。在这部书的引言中,卢森堡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立场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她说,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因此,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在此书的正文中,卢森堡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理论。她形象地讥讽说:“伯恩斯坦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主义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不逊色”。她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她还指出,“合法的改良和革命并不像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他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质:“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做些非本质的变动。所以,从伯恩斯坦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是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罗莎·卢森堡

由此,卢森堡得出结论说,与伯恩斯坦的论战“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卢森堡以层层剥笋方式总结说,伯恩斯坦的理论是一种堕落的理论,这种理论从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然后是放弃社会主义阵地,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放弃剩余价值学说和价值规律,从未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最终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最后,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巨大气魄,鄙夷地讥讽说,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便完成了它理论上的发展,它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它仅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破烂货的堆积,“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但与此同时,卢森堡没有足够估计到的在工人运动中战胜机会主义思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流露出了低估伯恩斯坦主义的情绪,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尽管如此,她仍然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伯恩斯坦是工人阶级和党的事业的危险敌人,对他的理论必须进行彻底清算。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部论战性著作,像一门火力威猛的大炮,以泰山压顶之势,摧毁性的轰击了伯恩斯坦主义,卢森堡像外科大夫操作手术刀那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锋刃剖析修正主义的实质,运用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辩证观点驳斥伯恩斯坦的种种谬论,运用精彩的文笔来突出和明确问题,用入木三分地辛辣讽刺来嘲弄痛击对手的要害,恰如其分地运用比喻和幽默来说服和争取同志,从而使该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式的反修名著。

令人欣慰的是,在蔡特金等人支持下,卢森堡经过一年多的顽强奋战、奔走呼号,宣传群众,不断论战,她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理解,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也表示要亲自出面主持和组织对伯恩斯坦的全面批判,他还让蔡特金转告卢森堡,要她做好准备,务必参加即将在汉诺威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为此,卢森堡于1899年9月中旬,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致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她明确指出,党内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斗争绝不是像伯恩斯坦分子所宣称的是出于“误会”,他们的主张和所谓“批评自由”是想使党改变性质,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现在是党明确“宣布这种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它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容身之处的时候了。”她大声疾呼要警惕修正主义对党的侵蚀。再把伯恩斯坦分子的种种言行加以归纳后,他她强调指出:“那就必须非常严肃地看待倍倍尔说的迟早‘要打断’社会民主运动的脊梁骨的那一危险。”她对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默许和纵容修正主义的泛滥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愤慨,她发表了《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一文,严正要求它对伯恩斯坦的理论公开而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批评该报持调和和掩饰分歧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促进党的分裂”,说明该报已进入了“机会主义的航道里游泳。”卢森堡正是根据伯恩斯坦已经堕落为党的异己分子的判断,在莱比锡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卢森堡公开要求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

1899年10月9日至14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内两种思潮和势力的斗争波澜迭起,达到了新的高潮。大会议程的主题就是“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倍倍尔在会上作了长达6小时的主题报告,他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驳斥了伯恩斯坦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路线的谬论。

在会上,配合倍倍尔的报告,卢森堡4次登台发言,集中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分子爱大卫等人宣扬的“资本主义正在全面社会主义化”因而没有必要夺取政权的谰言。在10月11日的发言中,她指出,像历史上所有的没落的统治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斗争和工会斗争去一点一滴的去“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就能够获得经济权力,那是一种幻想,它只能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她还指出,“并不是无产阶级一心想用暴力手段进行暴力革命。”但是,这种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敌人。”针对伯恩斯坦等人把工资协议、工人参加合作社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措施乱贴社会主义标签的拙劣手法,她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对他们进行讥讽:“人们只是忘记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如果人们把鞋刷子归入哺乳动物一类,那它绝不会因此长出乳腺来。”

由于卢森堡坚持不懈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铁面无情的,淋漓尽致的批驳了伯恩斯坦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把他们的可憎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无地自容,这招致了这伙人的疯狂攻击。他们集中火力对卢森堡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击。卡弗罗梅影射她“虚构出一些妖怪并且狠狠地加以攻击”,以便自诩为“英雄”,还说这是搞“宗教裁判”。福尔马尔攻击卢森堡作为“这一批人中间最得力的先锋”,恰是一只乱叫唤的母鸡,“为了生下一个孵不出的蛋,用不着这样大声的咯咯叫。”

面对恶浪翻滚的污蔑和攻击,卢森堡多次向大会提出抗议。但她以无偿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没有以牙还牙进行人身攻击,而是平心静气地进行说理斗争。她在10月12日的发言中义正言辞地指出,她和同志们的批评绝不是搞“宗教裁判”,但绝不能允许借口“批判自由”对党的原则和路线滥施攻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讨论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党,这个党必须有明确的基本观点。”

经过大会激烈的争辩,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和斗争下,伯恩斯坦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敛,大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但这绝不意味着机会主义分子已幡然悔悟,放弃了他们的错误立场,而是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两面派策略,仅是改变了斗争方式而已。因为他们认为,大会决议仅是一纸空文,缺乏实际的约束力,可以随意理解和解释,仍可以依然故我,继续以各种手段兜售他们的货色。这从他们在大会上的最后表态和会后的声明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卢森堡面临的是一场无比艰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