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的印共(毛)

二、历史对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三次武装斗争高潮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过3次大的农民武装斗争，这3次武装斗争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对比这3次运动，可以看到印度共产党武装斗争在曲折中逐渐成熟。

1.20世纪40年代末的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

1946年7月，印度海德拉巴土邦特仑甘纳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这场斗争声势浩大，在印度现代史上极为罕见。“这场武装斗争的怒潮席卷该地区的3千个村庄，在人口接近3百万、面积约1万6千平方英里的广大范围内，推翻了尼扎姆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地主的1百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其全盛时期，斗争曾扩展到特仑甘纳地区和安得拉邦地区的7个县，人口达1千2百万。”

印度政府对于农民起义进行了军事镇压，与此同时，国大党还派出“共同繁荣”领导人维诺巴•巴维进行所谓“献地运动”，在农民中进行反共宣传和绥靖运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而领导这次起义的大安得拉邦共产党内部，以及印共党中央对起义性质的认识发生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武装斗争路线。主张接受英国共产党建议停止武装斗争的一派和主张继续武装斗争一派争执不下，于是决定请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威信最高的苏联共产党做出裁定。印共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仅得到了斯大林模糊的指示：“看来斗争再坚持下去(即在1951年上半年)是有困难;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保卫这个斗争表示遗憾，但是，坚持斗争还是停止斗争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共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在进行了三年艰苦保卫所争得土地的抵抗斗争之后，1951年10月21日，印共宣布停止武装斗争。就这样反对尼扎姆的解放斗争没有能够转化为反对印度国家政府的解放斗争，印共没能抓住时机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转化为全国范围的反对印度国家政府的解放斗争。农民不仅失去了几乎所有从土邦贵族手中抢夺的土地，而且大批共产党干部和参与斗争的群众遭到屠杀。

这次斗争由于大安得拉邦共产党的介入和领导改变了最初原始、自发的斗争面貌，取得了重大成绩。但起义失败后，大批党员群众被杀害，革命果实丧失，大安得拉邦共产党乃至整个印度共产党内部也分裂成为两个阵营，政治上、思想上的分裂遍及全党。这种分裂状况延续到1963年，并随着党内斗争的加剧而升级，最终发生了1964年组织上的分裂。

2.20世纪60年代的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

印度独立后，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进行了一场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印度农村原有的柴明达尔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保护下来。首先，他们保留了大量的自留地转化为新地主;其次，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而农村中其他有势力的地主和富农则正式转化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本质上，这是利益在上级阶层中间的调整和分配，一部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转移到中小地主手中。土改的受损者是农村的下层阶级，即广大的雇农、分成农和失地农民。因此，印度土改后的农村无地雇农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长。据估计，1951年为2752万，1961年增至3148万，1971年增至4557万，1981年增至5600万 。比起中国的土地革命，印度土改无疑是失败的。这就是印度农民起义再次爆发的社会土壤。

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高潮鼓舞了大批印度革命青年，他们将这场起义看作印度农民武装斗争重新开始的信号。纳萨尔巴里地区位于尼泊尔和东巴基斯坦之间一条狭长的边境地区，是东北部各邦通向下游平原地区的唯一走廊 。如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发生“亲华”的武装叛乱令已经陷入政治和经济困境的印度中央政府极为恐慌。时任印度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的阿乔伊•穆克吉马上派出1500名警察协助地方治安部队围剿起义者。仅两个月的时间，政府逮捕了1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义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 。这场起义迅速被镇压下去，革命的剩余力量转入地下斗争。但起义并没有真正被扑灭，纳萨尔巴里起义的影响力仍在延伸。由于印共(马)中途收回了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支持，并在印度中央政府围剿起义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67年9月，几个邦发生了脱党事件。统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革命党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了印共(马)。纳萨尔巴里派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全印协调委员会”，为组建新党做准备。此后，在喀拉拉、北方、旁遮普和泰米尔纳杜邦等都出现了纳萨尔巴里派 。1968年安得拉邦的卡库兰山区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1969年，全国许多地区爆发了农民斗争。这场起义还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响应。

1969年4月22日，印共(马列)成立了，查鲁•马宗达任该党书记。该党拒绝接受彻头彻尾的“议会制度的骗局”，赞成“通过人民革命战争……立即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武装的土地革命，解放农村地区，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解放城市，从而在全国完成革命”。据估计，印共(马列)在全国有2-3万名党员，并在大学生和城市中等阶级中吸收了活动分子 。印共(马列)一成立，就被中国承认为印度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查鲁•马宗达在1970年1月的《解放》月刊上撰文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印度革命的道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完全适用于印度，而且是印度人民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1972年，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转入低潮，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此后在印度绵延了几十年。

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印共(毛)运动

20世纪70年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印共(马列)支离破碎，有的派别销声匿迹，有的则悄然成长壮大起来。1993年4月11日的《印度时报》登载了一条消息：“极左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时显回潮趋势”。到了2004年，在印度军方看来纳萨尔巴里分子已经成长为“比克什米尔或东北地区局势更危险”的“国家主要威胁”。

在这场新兴的农民武装斗争中，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成为斗争的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两个地区不断掀起武装斗争高潮。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困的邦之一，该邦种姓压迫严重，贫困人口数量巨大。在比哈尔邦活跃着两支毛派武装力量：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和马列解放派。而安得拉邦素有革命传统，在印度独立前后一直是农民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安得拉邦共产党不仅领导了早期特仑甘纳农民起义，在后来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80年4月安得拉邦成立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其领导人K.西塔拉玛亚领导过斯里卡库兰武装起义。

这两个邦的毛派组织在邦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和平行政权，影响逐步扩展到临近各邦。比哈尔邦的毛派地下斗争策略包括：“斗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斗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用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收取10%的‘税费’;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按农村传统社会的传统方式公审各种犯罪，有立竿见影之效。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区大幅下降。” 而安得拉邦人民战争集团在“全邦大部分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并在城市地区建立各种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该集团以重新分配土地为目标，曾经多次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1990年曾在厄仑加尔县召开过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大会” 。

为了扩大影响，团结力量，比哈尔邦的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和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分别在1981年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次尝试统一，但未获成功。2001-2002年，双方终于和谈成功，并于 2004年合并为印共(毛)。

新世纪以来，印共(毛)武装力量加速兴起的一个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印度政府加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家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但是由于印度国内存在广泛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左翼力量，印度国大党在早期一直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但是国大党早期的左倾姿态或多或少是对印度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一种威慑和制约。从1991年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逆转。1989-1991年之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巨大的混乱，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1991年7月初，拉奥政府宣布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资产阶级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印度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其GDP有所提高，但是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而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致使大批无地农民和原著民流离失所。印度旧有的沉疴加上新自由主义的毒药，是新一轮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社会土壤。

2006年9月，时任印度总理的辛格接受采访时曾披露印度首富圈地真相：“在达德里征地给农民的价是每英亩150卢比，同样的地未作任何开发就由瑞莱恩斯集团(又译信实集团，印度首富穆凯什名下的私人公司)公司定价为5700卢比，而且瑞莱恩斯还以这个价格作为资产抵押，从银行贷出了一大笔钱。”针对印度兴起的征地狂潮，这位印度总理恐惧地说：“主要的农业用地有将近10万英亩被北方邦政府拿走，另外10万英亩则被各邦瓜分……另外你们若想从西部农村圈地，如在哈里亚纳邦或旁遮普邦，大约会有20-25%的无地劳动者不能维持生计，你把他们的地没收了，他们去哪里谋生?……人民流离失所，谁能阻挡毛主义的兴起?……在奥里萨邦的卡林加纳加尔已经遍布反圈地的人民运动，一年来公路全部被堵死，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被逼上梁山，他们汇入了毛泽东主义的洪流。……发展成这幅鬼模样，要不是我这一大把年纪，身体也不行，我早就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了。”

印度的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圈地计划遭到了印共(毛)的极力反抗。而印度大力引进外资、积极让跨国公司跑马圈地的很多地区，恰恰是相对贫穷落后及印共(毛)活跃的地区。2007年2月1日的《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则激烈抨击印度政府的圈地行为：“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政策正在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进攻，他们卑劣地想把劳动者的手脚捆绑住，以便于大财阀的巧取豪夺。劳动合同期被缩短，工资被冻结，被自愿退休，随意的解雇，强制征兵，敌视劳动者的法庭裁决，事实上的禁止罢工等等政策导致整个工人阶级深陷于贫穷的苦难。农村的穷困使得大批的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他们是城市无根的浮萍，他们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他们在各地漂泊，维持着仅够糊口的艰难生计。当前庞大的移民政策正在导致土著部族、森林地区的原住民进一步边缘化。采矿或修建水坝等工程如韩国浦项钢铁项目、卡林加纳加项目;又如在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的查尔贡和饶加特开发矾土矿藏;在北方邦开发矾土矿藏的波拉瓦瑞亚工程;又如大规模的开发铁矿，还如在贾坎德邦的铀计划，凡此种种表明印度农村面临着强拆强迁的悲惨命运。印共(毛)九大号召所有森林地区的居民对于大规模的移民政策进行抵制，保卫他们的土地与森林，坚决不允许强盗与劫匪从他们手里夺走。300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就是建立了300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与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阶级的私宅，它铺就了财阀们的零售渠道，这一切都是以残忍的毁灭与无情的驱逐为代价的，他们摧毁贫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铲除。印共(毛)九大号召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这些毁灭性的野蛮的‘资本游牧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