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及情报战场的人民战争

前几天，笔者在与朋友讨论《风筝》时谈到，当今流行的关于我党地下工作的影片，普遍只谈及潜伏进敌方高层的谍战人员及其贡献，这一块工作当然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在隐蔽战线中成绩突出的熊向晖，称其“一人可顶几个师”。不过，这些影片普遍忽略了我党地下工作的另一面，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即群众运动，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大都是扎根于普通劳苦大众当中。

有的朋友表示同意，也有的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地下工作与军事工作不同，本身的隐蔽性就决定了人民群众不可能充分参与。其实，这些朋友可能是年代隔的太久，受近年来那些瞎编乱造的谍战片儿的影响，对于历史上那些地下党人斗争的真实情况已经全然陌生了。如果说上次推荐的小说《红岩》主要是讲狱中斗争，对于地下斗争的情况讲得还不太细致，这次笔者再介绍一部大体和《红岩》产生年代相同的小说《鼓山风雷》。

这部小说出版于1962年，是根据解放前地下党人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煤矿革命工作真实情况的改编。其反映的内容在历史上是比较有普遍性的，虽然没有《红岩》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却更接地气。笔者就以此为基础，简单谈一谈真正的地下党人是怎样搞斗争的。

具体说来，地下党人工作的第一步是深入到工农群众当中，并不是今天的谍战片儿那样动不动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打入国民党高层。要知道，国民党也不是傻子，高层要职可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让共产党人担任的，甚至国民党死忠的信徒想担任要职也不那么容易。

具体到峰峰煤矿，地下党人既没有打入矿主资本家的系统里，也没有打入当地政府部门。一开始的时候，来到矿区的地下党员就是当一个普通矿工，一方面下井老老实实的劳动，另一方面和矿工们交朋友。人们也不知道他是地下党，仅仅认为其是一个热情大方，爱交朋友的普通矿工而已。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这样一来岂不就变成了一个死子了吗，还能发挥出什么作用呢?放心吧，地下党人不故意找事儿，事儿也一定会找上门来。理由很简单，旧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生活太悲惨了，动不动就会把人逼到死亡线。像这位在煤矿潜伏的地下党人，刚刚熟悉了矿上的情况，马上就出事儿了。

具体说来，这事儿也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个矿工拉痢疾时带病下井，所以干活慢了一点，结果就被监工打得半死，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如果要是经常和资本家对着干的矿工被打，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想法。而偏偏这个矿工是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有闹过事，干活一直特别勤奋。这次生病的情况下还被打得这么重，就引发了全体矿工的义愤。但是，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要是没有人带领，很有可能和过去一样，或者在愤怒一阵之后最终不了了之，或者和监工拼命，杀人后被枪毙。

这种情况之下，这位地下党人就和自己几个平常结交的朋友们商量，表示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否则我们最后都不会有活路，但也不能杀人，否则逃不了残酷报复。于是大家商量出了一个计划，也就是开展了“打监工，揍把头”运动，第一个挨打的当然是那个打老实矿工的监工。具体说来，就是趁那些监工把头半夜下班回家的路上，先用石灰迷了眼，然后拖到路边儿狠揍。打监工的时候，平时爱出头的几个人下井制造不在场证据。这样一来，因为平时挨监工打的人太多，所以监工也不知道是谁打的。最终，矿上被迫出台通知，不再允许监工随意打人。

但是没过几天，事情又来了。三个矿工在井下被砸死，资本家却借机想逼其中一个矿工的女儿当小老婆，使得他女儿也跳了煤窑差一点死掉。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全体矿工的义愤。地下党人随后便跟几个好友在葬礼上进行鼓动，让大家算算今年以来矿上有多少人因为被砸死导致家破人亡。结果大家平时不觉得，这一算发现少说就有50多家，不到一星期就有一家，顿时感到头皮发麻。接着，这几个人又表示“为什么矿上老死人，不就是因为资本家为赚钱不买安全设备?为什么一出工伤就家破人亡，不就是因为伤了他们不给治，死了也不给抚恤?”顿时，工人们群情激奋。

随即，地下党人便以这些参加葬礼的工人为基础进行串联，在几天之后带着一两千人找资本家谈判，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是井下要购买安全设备，第二是工伤要提供医药费，第三是死了人要开一年工资作为抚恤金。资本家刚开始不愿意答应，想要把领头的人抓起来，但是后来看来的人太多，便不敢动手。又想到如果万一工人罢工，那么几天不开工造成的损失就比这三项条件还多，便不得不同意了工人们的条件。这次斗争后，地下党人的声望大大提高，便和几个知交好友透漏了自己的身份，并吸收他们入党。

不过，资本家当然不甘心减少利润，于是在答应三项条件之后没有多久，又使出了新的一招：涨价。附带说一下，因为矿区的商店也都是矿主们开的，所以他们也垄断了定价权。这一次，他们把每斤粮食的价格从八分涨到一毛钱，而矿工每天的工资才三毛钱，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所以涨价之后，矿工就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了。于是，几个地下党员非常顺利的发起了罢工斗争。

但是，罢工开展之后，工人很快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没有粮食吃。因为工人太贫困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几天的存粮。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几个地下党员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向组织汇报。地下党的组织指出，矿区的农民同样也恨透了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开矿时经常挖坏地基导致农民房子倒塌，却从来不给赔偿，甚至挖断了水源使农民被迫喝矿区的废水，导致其大量生病死亡。所以，我们绝不能搞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把广大工农团结起来才能改变现状。

随即，党组织及时伸出了援手，动员附近的农民拿出余粮支援罢工工人。最终，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矿主被迫同意把工资从三毛钱涨到四毛。这几个地下党员也受到了一次教育，明白了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让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从而根本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使劳苦大众获得解放。

经过这几次斗争之后，地下党员们在工人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但是资本家们也记住了他们，尽管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但仍然进行了逮捕和镇压活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几个地下党人以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为基础拉起了一支起义队伍上山打游击，并且向广大工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留在矿区的工人们也都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党，默默的等待着共产党回来继续领导他们与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后台——国民党做斗争。

以上就是《鼓山风雷》描述的解放前地下党人扎根于工农群众当中进行革命活动的简要过程。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也是颇为接地气的。在这里仅以工伤抚恤斗争为例，刚开始时也有一些矿工不太理解，觉得资本家没有义务提供工伤抚恤。地下党人就在宣传中表示：“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们对于买来的骡马是否在生病时出钱给它们看病，还要给好料喂着?我们也是给他干活，骡马也是给他干活，为什么我们人的待遇就比骡马差那么多?”同时，一个工运积极分子还编了很多歌谣在工人当中流传，其中一首如下：

【劳工苦，劳工穷，劳工骨肉没人疼。

受了伤 ，生了病，不给治，干受疼。

不发工资挨了饿，死了席卷填土坑。

资本家，太凶恶，脸儿白，黑心窝，

逼着咱们把活干，拿着人命赚吃喝。

“矿上多用人，少用马和骡，

骡马死了得钱买，劳工死了另找个。”

劳工一旦死，全家都难活。

儿扑娘怀把饭要，娘洒热泪孩子喝。

大雪飘，风瑟瑟，穿着单衣把冬过。

谁人不知性命贵，饥寒逼得投了河。】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脚踏实地的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做斗争，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到解放前夕，社会上为群众谋福利的人很多都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在基层的统治已经近乎瓦解。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笔者以前提到过，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解放之前有国民党死忠信徒想要炸毁工厂等重要设施，但是取得成功的少之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各城市的地下党普遍组织了工人护厂队，使得搞破坏的国民党特务根本无从下手。

当然，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地下党也有一些，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像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就是受党派遣打入胡宗南身边的，并且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深入到群众中从事群众运动。而且，高层情报工作也是建立在基层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的。像熊向晖便是在学生运动期间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发现他们是真正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才加入了共产党。据察网专栏学者、熊向晖女儿熊蕾介绍，1936 年，17岁的熊向晖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由于表现积极， 他很快成为民先清华 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同年12月，他被秘密吸收入党。1937 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和北平天津的其他大学疏散到湖南长沙，年底，长沙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曾经担任中共在清华的负责人也是熊向晖入党介绍人的蒋南翔向周恩来推荐了熊向晖。

——这才是真正的清华历史呀，电影《无问西东》所反映的，恰恰是国民党眼中的清华大学，整个片子充满了对国民党的刻意奉迎，对共产党的贬低和仇恨。

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一直将主要精力用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使中国绝大部分进步学生和进步劳动者及进步社会名流都站在共产党一边。在“谍战”这个战场上，可以说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深陷共产党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其特务机关进行组建和招收员工，就很大概率碰上我们的地下党员。

以龙潭三杰为例。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别名钱潮，1896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一个地主兼小商人的家庭，少时就读于当地一官办小学，后考入第三中学，未毕业便因父亲去世，家庭破产，遂只身流落到了北京，1914年春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医，1919年10月毕业。1925年由其内弟张暹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钱壮飞经常参加党的秘密会议，积极投入到紧张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巧妙地利用自己任美术学校教师和报纸编辑及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医生的公开身份，在群众中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宣传工作。

1923年，胡底考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读书期间，得以结识李大钊等“红色教授”，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等进步刊物。1925年，经钱壮飞内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介绍，20岁的胡底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胡底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胡底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成为莫逆之交。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大钊被捕牺牲，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钱壮飞已无法在北京安身，经组织安排，他于一九二八年初转移到了上海。钱壮飞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后，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同在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还有在北京和他一起入党的胡底，他们曾在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布置下支援法商电车公司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这个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但对于我党来说，却是一个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有关情报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党支部决定钱壮飞作长期埋伏的打算，不再让他参加其它活动。不久，李克农也来到这个管理处工作。他和李克农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中央特科，直属特科二科(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 科长陈赓 (化名王庸，他在后期协助周恩来领导整个特科的工作)的单线领导。】

从上述历史可见，钱壮飞等龙潭三杰在打入国民党情报机构前，经历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层层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不是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安排钱壮飞、胡底要打入国民党情报机构，而是因为当时在上海、在北京，像钱壮飞、胡底、熊向晖等等大批进步优秀青年和劳动者，都是地下党员，因此他们进入国民党的外围机构并再进入敌人核心，是大概率事件。

因此，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做斗争的群众运动是地下党活动的非常基础的工作，如果群众基础不好，长期看来打入敌人高层的情报工作就是无水之源、无根之木。现在《风筝》等谍战片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至于这些谍战片中流行的搞暗杀、为了潜伏可以杀害自己人和不断受党组织迫害等等就更是全无依据的胡编乱造了。

正是因为经历过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的实践考验，所以熊向晖、钱壮飞等红色特工的共产主义信仰才特别坚定，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中国的人民，什么是剥削压迫，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这与国民党情报特工的主要动机是升官发财是完全不一样的。正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下、压迫下的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高层有良知的官员、将领及其亲属(如傅作义的女儿)才会或者秘密加入共产党，或者在关键时刻的起义，或者内心同情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没有和人民大众融为一体，获取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权，获取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主导权，情报战线的辉煌成绩是无法取得的，这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情报战场的生动体现。

看了上面建国初期文艺作品当中基于真实历史对解放前地下党活动的描述，看了熊向晖、钱壮飞等人的真正历史，大家是否感觉其虽然和现在近乎千篇一律的007式西方个人精英主义谍战片完全不同，但是却别有一番风味呢?不过，要想把这些东西搬上荧屏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需要相关人员有真实的工农群众生活体验，而这又恰恰是现在某些文艺工作者最缺乏的。最后，就用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结尾吧：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