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资本论》研究经济问题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生产力基础问题，早在50年代初，党内高层就存在争论。刘少奇曾指出：“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而且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参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上册   第187、190、189、191页）毛主席所说的“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生产力。

以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协作生产力的发展史。“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就是要推动协作生产力的大发展。历史上大江大河对于农民、农业造成过的灾害，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制服了；八万多座水库拔地起；短短的二十几年，增加的农田灌溉面积比几千年积累的数量还多；山坡地变成了梯田等等。土地还是那些土地，过去连5亿人都养不活，现在养活了9亿人口，而且温饱有余。总之，这些成就是在既缺少钢铁、机械，又没有化肥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协作新生产力实现的。

我们不仅从《资本论》中学到马克思对协作生产力的理论分析，而且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还对一些先进的社队进行了典型解剖，写出《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和《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等文章和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协作力与农业合作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包产到户的强劲风潮刮来时，我们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化方向必须坚持。为此，还写过一些批判文章，包括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产物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等文章。以后又批判包产到户没有改变集体经济性质的观点，这些都是学习《资本论》关于协作的理论的结果。

二、运用劳动力商品的理论，研究新中国经济的性质

改革开放以后，我又研究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由于我们有研究人民公社的基础，因此，研究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我不仅不相信“濒临经济崩溃”之类的谎言，而且写了大量文章，阐述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高速、健康发展。如《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结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等文章。

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区分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一直自称是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现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事实应该怎样解释和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很快，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现象上看，楼高了、路宽了，汽车多了；家用电器增加很多；电脑、手机迅速普及等等，生产、生活都有所提高。面对这样的事实，应该怎样认识？

《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论》一卷   第368-369页）这种论述把生产发展与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区分开来，对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的理论，我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生产高速畸形发展与经济关系大倒退的命题。区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承认经济高速畸形发展以后，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识别经济关系的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当权派一直自称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不过加上了“特色”的帽子。但是，经济现象与毛泽东时期的却完全不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资本论》一卷是从现象的区别，揭示了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的不同本质。马克思从商品——货币——商品与货币——商品——货币’的现象不同中，揭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揭示了当劳动力成为商品，简单商品生产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现在，有的人运用国有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来判断我国经济的性质。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不够科学。

当前，我国不仅私有经济、外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90年代中期，一个“减员增效”，就解雇了大量国有企业的职工，使劳动者重新沦为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者。解雇工人，反映了劳动者重新沦为雇佣劳动力；而且国有经济还大量雇佣临时工等。不仅如此，现在的国有经济职工的地位，与毛泽东时期的国营经济职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都反映了经济性质的根本的改变！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国有经济，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

对比一下毛泽东时期的国营经济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的现象区别。

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的工人，不存在被解雇的现象，也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这反映了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工人不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因为，从质的方面看，劳动力作为商品，才会出现卖不出去的现象，才会存在被解雇和失业的问题；从量的方面看，工人的工资随劳动力商品的供求而波动，表明劳动力是商品。而毛泽东时期工人的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不随市场供求变动，表明工资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可见，毛泽东时期工人虽然领取工资，但是，工资已经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工人也不是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者，而是生产资料的主人。

从工厂、企业的另一端看，毛泽东时期的厂长、经理不占有企业的利润，和工人一样，仅领取国家规定的工资，也没有权力解雇工人。因此，当时社会上没有“老板”的称呼。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经理，都有利润收入，有权解雇工人，当然是老板，而且有的老板还进入了世界富人榜之列。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过程，不但生产和再生产物质产品，也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资料的主人。那时的工人，不仅不存在解雇威胁和失业问题，而且，再生产主人公，就必须保障工人的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生活，还要保障工人子女的教育，才能再生产出新一代生产资料的主人。可见，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一种按需分配的关系，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保险存在本质不同。现在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仍然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关系。

从经济现象的对比说明，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关系，则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老板”与无产者的关系，是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关系。不从经济现象的比较中认识经济性质，只从产权的角度认识，就会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混为一谈，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综上所述，运用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判断我国国有经济的性质，承认我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符合实际的。不过我国的政治形式还是共产党领导，因此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我运用《资本论》的观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写出了《经济高速畸形发展与经济关系大倒退》（载于《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一书）的文章。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经济急转直下，这些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至90年代中期，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中期到2008年，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以后。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

首先是农村推行包产到户，打开了私有化的闸门，几亿农民重新成为私有者；接着是国营经济实行了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企业纷纷给职工发奖金、提高福利，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积累制度。这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不慢，但是，不断爆发通货膨胀。1988年和1989年，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5%和17.8%；1992年至1995年分别为13.2%、21.7%和14.8%，一度出现了抢购风潮。原因就是纵容了“官倒”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国营经济提供积累的职能，国家只有依靠发行纸币扩大再生产，因此，不断爆发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引进了大量外资，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90年代初，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只有几十亿美元，到1996年，外商直接投资就达到400多亿美元，以后更增加到每年引进上千亿美元。这个阶段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大量引进外资，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商品造成的，因而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也使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融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急剧下滑，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增速下滑的事实，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已经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些国家的经济仍然能够出现短暂的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危机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